Study Notes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代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演变到近代，大多数人只记得后面的“学而优则仕”，然后认为仕途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我看过很多版本的解释，有的认为“学”就是“教”或者是“自我的觉悟”，做官做得好就可以觉悟到更高深的层次，学问做得足够好了才能够做官等等。与其陷入这种咬文嚼字的无穷陷阱，不妨放开来想想：《论语》所说的这句话是指出“仕”和“学”同为自我修行或觉悟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转换)，并不是说谁是谁的目的和结果。从“非农非工非商”中兴起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套售知识的对象有两个：一是诸侯贵族，作官就是其才智价值得以体现的形式；二是庶民阶层，做教师传播知识。并不是说一旦选择上述之一，就必须要放弃另外一个；相反，做官的同时也得关注向庶民们传播的各种学问知识，而作为普通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必须关心国家的政治。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子的解释就非常清晰和明确了。儒生们把做官当成是一种体验练习，以求知识精进，“仕”和“学”无论何时都是相互结合的；而后世渐渐把做官当成一种人生的目的或一种优越的享受，所以要么是寒窗十年的苦学，要么是金榜题名的仕途，“仕”和”学”就泾渭分明，彻底隔开了。所带的后果，做官的和教书先生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们眼光短浅，放弃追求真理，而转去贪图享受了。所以，我认为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所以让后人如此费解(无数的解释也是费解的表现)，难点可能在于文中两次出现的“仕”和“学”在前后文中意思并不一致。理解时不可全依靠纯文字的层面，还得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法家的韩非子对孔子在内的新兴的“士”阶层是颇有不满的。《韩非子.八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耨，因nou，四声。锄草)，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参，史鱼。史鱼，卫国大夫。)，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又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韩非子有些过于担心了，并不是每个人想去为就能“为”的，一个古代的农业社会，能读得起书的人能有多少人呢？读得起书，能做官或有大富贵的又能又几人呢？读书可以增长知识，但是也并不能保证荣华富贵呀。韩非子的自利人性观和实效价值观，未能顺应当时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也使得后来其思想在和儒家的较量中，慢慢地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