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叔向和子产是春秋时期两位有名的大夫。叔向是晋国人，以正直和才识著名于世(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子产是郑国人，其执政期间，改革内政，慎修外交，极受郑国百姓爱戴。后世对子产评价甚高，将他视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清朝的王源更推许他为“春秋第一人”。公元前536年三月，子产将郑国的刑法铸造在鼎上，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法律。叔向听闻此事后给子产修书一封，他认为子产的行为将使得“礼”趋于消亡并使得“民之有争心也”。“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辟，指夏商周三代的刑法)，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悔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洫音序；封洫，区分田界的水沟。封，疆也。洫，沟也)，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靖，治也)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叔向认为要用道德来教导和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不是施以具体的刑法，并且认为要效法文王，以实现“万邦作孚(信服)”。子产的回复比较有趣“若吾子之言，侨(子产名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表明不同意叔向的观点，或许认为叔向的观点较为保守，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为了表明敬重和感谢叔向，所以在回复中谦言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顾及现在局面。叔向和子产这番关于“礼”和“刑”的讨论，说明春秋时期的“礼”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法律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子产的继任者子太叔更进一步阐释了上述两者的关系。他认为“礼”是天地间规则的体现方式，而刑罚就是这些方式之一。这个观点更有广度和弹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简子是赵鞅，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子太叔认为“礼”是天经和地义，将刑罚“类其震曜”归为其中一种，比拟为自然现象中的雷霆。“礼”的解释也反映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长期观察，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情。顺应自然，才能生存。这种观点不仅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社会伦理和结构中，中国的古人们很早就认识并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