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有云：对既毕
，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月：“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这里的五伯应该指的是春秋五霸。董仲舒先生此番言论，颇有以做事的初衷为重，而结果为轻的思想。放之以结果为导向的今日社会，此等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当时的儒家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认为愿原因之一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时代背景。当时诸侯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大国拼命抢地盘，小国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儒家主张的仁爱政治，即使某位君主笃信于此，实施和推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眼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利益或生存空间，这会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仁爱”而去用“诈”谋利，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被动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压制。为了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儒教信徒们必须宣传以“初衷”为导向，希望诸侯们能为长远打算；否则，当他们也被眼前问题所“蒙蔽”，转而以结果为导向，帮助诸侯们勾心斗角，那么他们自己将亲手葬送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在今日看来，无论以初衷或结果为导向，都是各有利弊的，关键不在于孰优孰劣，而是如何根据形势灵活运用。
冯先生说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虽然以今日之眼光，此观点略显迂腐，但是从中亦然可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但是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不管怎样，当时敢于挺身出来的勇气是可嘉的。《论语.子罕》有云：“子罕言利。”《论语.里仁》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义和利，好比是油和水。油和水因为不相溶而分层隔离，油有油的用处，水有水的作用，能说哪个更好吗？如果要取油或水，就得想办法先把另一种萃取出来(“子罕言利”)。是否两者可以兼得，用力搅拌做成油水混合物即可，这毕竟是暂时的。终究一天它们还是会再次分层的。即，如果既要“义”有要“利”，也只能是搅浑局面，然后乱中谋取一勺，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是时间一长，勺中的混合物自然分开，也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了。
冯友兰先生认为子学时代哲学发达的原因是
，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采用世袭制的王侯将相们，无法长期保持利益优势，被日益崛起的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庶人阶层所逐渐取代。这种转型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一直持续到汉朝初期方才完成。在此过渡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的各阶层的声音层出不穷，出现了所谓“百家争鸣”的思想时代。
盖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亦皆公族，皆世为官；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也。(庶人政治地位低下)《左传》昭七年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古代贱役)，皂臣舆(舆，古代奴隶中的一个等级，泛指地位低下的人|就此说来，舆论乃是地位卑微之大众的言论?)，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有台，马有圉(音“语”，养马的地方)，牛有牧，以待百事。”我的理解是，王是统治阶层，公，大夫和士是中层官僚，皂是低层官僚，舆是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平民，而隶，僚可能是从事较为“卑贱”职业的平民，从语义上看，仆被列为和家畜马，牛一类，估计是私人家奴一类，或者可能是被雇佣者。算起来也只有九个层级，为什么在《左传》中说“人有十等”?经过一番查找，原来“台”是最低级的一类贱役，甚至比有生产力的牛马还不如，只被当成是某种器物。(台湾的命名是否与此有关?是否有当时对台湾未开化民族的蔑称和歧视?仅仅因为音译?)
与贵族政治相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庶民阶层无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其生产力受到了该制度的限制。商鞅在秦国“坏井田，开阡陌”，激发了庶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以致出现“庶人之富者累巨万”。即庶民变成了大地主阶层，经济地位的提高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提高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吕不韦)，于是上古的贵族世袭政治开始动摇，所谓“王制遂灭，僭差无度”。
在这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然大势所趋，社会的转型不会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
冯友兰先生认为“自(汉)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乃是子学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儒学又须为上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皆入彀中”。彀，音够，原意是使劲拉弓，比喻弓箭的射程，引申为圈套和牢笼；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忘矣。董仲舒是何人物?他说了什么对策，使得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是西汉大儒，对《春秋》的《公羊传》有较深的研究及造诣。《公羊传》作为《春秋》三经之一，宣扬“尊王”“大一统”等思想，这些是有利于汉武帝的国内统治及对匈奴备战政策的(只有国内团结稳定，对匈奴的战争才能打下去)。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思想不统一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思想可以参考)；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为了宣扬自己的儒家思想，就把其它的称为邪辟之说，更狠的是，还要把其它的学说都绝其道和勿使进。如此狠毒!在公是弘扬孔子儒家思想，在私或许部分存在官宦之念，所以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帝王的统治需求，借以成为主流，然后把其他思想一并灭绝之，使儒家思想一家为大，使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受威胁。此等见识，乃受当时思想之局限也。)然后法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说到底，还是为了帮组皇帝使民从命。)”又曰“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美也，教化之本质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董氏所言，为了进一步巩固和保持长期的优势，要以儒家尺度作为庶民有才能之人晋升的标准，于是“天下英雄，皆入彀中”。)孔圣人在世之时，对其它不同思想学派都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气度，怎么到了董仲舒笔下就变成“赶尽杀绝”了？难道是赵绾，王臧之死让儒家仍有恐惧之心?
对于秦始皇焚书，一般人皆以为秦朝是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冯友兰先生援引“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故秦始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尽灭当时之学说。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者。虽在秦朝整齐划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不致有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汉文帝，窦太后就是黄老学说的支持者。曹参以清净治国家，汲黯修黄老术，治民主清净。淮南王刘安眼延客著书，杂取各家之说。司马谈叙六家以道家为最高。贾谊明申商，晁错尝学申商刑名。(申商是申不害和商鞅两位法家代表人物)。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汉文帝时的博士，就有很多各家的学者。
为什么同样是统一思想，秦始皇李斯焚书遭到失败，而汉武帝却能推行成功？冯先生认为秦始皇虽然统一六国，但是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残余势力，国内政治极不稳定(秦始皇死后，六国纷纷复国即说明此点)，虽有强秦武力胁迫，奈何思想属于精神之物无法在短时间内强压于民；至于汉武帝，经过高祖建国和其后修养生息的文景之治，国内的局面日趋平定，推行思想的统一就相对容易被接受。自此，春秋时代开始的大过渡时期是而终结；一时蓬勃之思想，亦至是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