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由于越来越多地受到伦理思想的影响，印度教的虔诚观获取了对抗婆罗门无为思想的能量。只有处于伦理性的需要而做出的行为，才认为自己具有完全有必要否认其他行为方式的合理性。在《薄伽梵歌》中表达出来的印度教思想还没有明确的伦理精神，大神还没有被理解成一个伦理性的人格主体。大约在公元前后，开始形成了伦理的行为的思想。这一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于印度原著民的传统伦理观。这些原著民还保留着有发展能力的自然伦理观。充满有所作为的伦理观来自于印度南部。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的时候，印度本土已经有了一个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文化。在印度北部，雅利安人定居的地方，原著民的文化没有得以保持。在那里，外来入侵者的文化渐渐得以确立，尽管它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还只停留在一个相当蒙昧的状态(游牧民族的萨满巫师)。而在印度南部的居民那里，婆罗门教的影响远远小于在印度北部，它们按照当地的自然的，伦理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观的传统的元素发展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且这种精神对印度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后者对整个印度思想产生了影响。

《苦拉尔》(Kural)是一部可能产生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伦理性箴言集，其中提出了以对他人之爱表达的虔诚属于真正的人性的主张。在伦理方面，印度教发展中最具有意义的是，自中世纪开始，罗摩(Rama)一个渐渐伦理化的神灵，受到了和毗湿奴(Vishnu)，湿婆神(Siva)以及克利须那神一样的膜拜。通过这个被看成是大神的最重要的化身之一的神灵，可以看出伦理性在大神的性格特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伟大的印度教先师罗摩兰达(Ramananda，公元1400年)，一位罗摩的崇拜者，基于博爱精神对种姓差别提出了批评，并要求对最贫困和最卑贱的民众的尊严和人权的认可。著名诗人杜尔西达斯(Tulsi-Das，1532-1624)用印度东部的印地民族语言歌颂了罗摩的行为，并把它当成人们的伦理典范，要求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兄弟般的情谊。这种为数量最多的下层民众争取地位和权益的行为，自然会得到这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大力推崇，这可能也是印度教能从婆罗门和佛教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但是知道新时期，印度思想开始接触了在基督教以及欧洲思想中形成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伦理观并受到影响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印度教中的肯定生命和世界的伦理思想才得以真正地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相抗争。对于印度新生代的思家来说，背离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绝非易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多个世纪传承的思想，此外他们自己也坚信，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可以给思想带来深度和内涵。的确，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以及神秘主义使得印度思想不会变得平淡，而欧洲思想却屡受它的威胁。在这些新时期的思想家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甘地企图保持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保持单身并且放弃一切现世所有的东西。在这种弃世的主张的同时，他又号召人们以伦理的行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所理解的脱离世界和婆罗门所主张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不再是单纯的不作为，在甘地看来，脱离世界的最高的表达应该是行动的爱。甘地每周一天不说话。他相信沉默带给他内心的平静。这来自于印度教中的力量来自于“沉默”mouna和“平静”。他在沉默靠在纸上写字来交流。从他37岁开始的3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的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甘地也并未给这种伦理的行为提出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全部任务，因为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是不允许他的典范意义的人既具有精神和伦理性，又兼具社会和物质性。此外，甘地还拒绝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知识和技能的进步，甚至包括能够救死扶伤的医学，所以说他给伦理的行为的范围设下了重重限制。让我们觉得甘地对于世俗中的事务还有兴趣的地方在于他是有着政治倾向的。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却从来没有承认他的民族主义是强烈的，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无可指摘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的一种表达。当然他有能力使他的对生命和世界的否定观和本应属于肯定观的伦理行为的思想令人信服地协调和统一起来。于是每当他更多地处于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或伦理的行为的思想影响下时，他的思想当中就会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他也不总是能很有理由地坚持一贯以来用非常生硬的言语表达出来的对知识和技能进步的蔑视。有时候他也会非常热情地去评价事物，或者去承认这样或那样的间接蕴含着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的事物。

印度新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也首先关注了精神和伦理领域的进步，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甘地那样拒绝知识和能力的成果，虽然他们也没有去表达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倡导社会改革，其中的大多数还提出民族主义的要求。他们通过给予现实世界的事物的巨大兴趣和选择积极的有所作为的态度的方式采取对生命和世界肯定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直接去宣传这种肯定观。虽然印度思想已经发展到了必须要面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和否定问题的时候了，但是思想家们仍然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追根溯源。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时期有类似之处，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其中的对生活和世界的肯定观更是符合最底层民众当时的生存需求。不同的是洪秀全等人把宗教当成一种工具，本身并没有去遵循他们自己宣扬和制定的东西。所以这股思潮从开始就被曲解的和蒙上厚重的中国的帝王思想。

为了理解印度思想家们为什么去回避，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如果要他们彻底放弃传统的思想，重新开创一种新的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排除了一切与之相抗的力量。让新时期出现的伦理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得到认可的唯一可能性是，从对吠陀经文的阐释中寻找出路，并把新的东西当成传统的东西来加以弘扬。开宗立派，那需要极其艰难的巨大努力，可能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对于新时期的印度思想家来说，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现世生命中看到有所作为的结果，于是选择一条“急功近利”的做法，即假借传统之壳来宣扬自己的新思想，更为实用和更容易被较多人接受。太平天国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