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礼》中
的古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春秋时期的六艺，即《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六艺，先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并举例《国语》中士亹(音稳或音门)在教楚国太子的功课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故志”佐以说明。并且冯先生认为先于孔子之前，只有一部分的贵族人物才能接受此类教育，而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孔子讲学，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鞭打芦花)，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孔子曰: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子夏(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曰：“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曰：“过犹不及。”孔子的评价耐人寻味。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如子路(君子死,冠不免)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公西赤，外交能力极强)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我认为冯先生有拔高孔子之嫌，不敢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春秋战国是庶民英雄在政治军事上崭露头角的时代，传统的世袭制和农奴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六艺从内容来看，是贵族们天生优越感的另一种体现，比如“射”，“御”两项，普通庶民是没有条件去专门学习或训练的；庶民们对知识越来越渴求，这是和希望提高或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心理紧密联系的。孔子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点，抓住了这群数量极其庞大的人群的心理，提出了更实用和综合性更强的新六艺。《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新六艺只要有书本，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学习(当然有老师的讲授更好)，它给渴望改变政治地位的庶民阶层以崭新而又真实的希望。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其他人也在讲相同内容的六艺，但是只有孔子留名且影响深远，甚至绝大多数后人以为六艺是孔子所作。其原因可能是其他人局限在贵族教育的传统中，仍然寄希望于贵族政治的改良；他们没有孔子对时势的高瞻远瞩，并且没有能跟上或顺应草根庶民们崛起于“阡陌之中”的社会潮流，又或许都注意到了，可是缺乏那么一点点“历史机遇”。我认为孔子是伟人，但是他同时也是该时代必然的精神产物之一:那个时代即使不出现孔丘，也会出现一个其他的人物来做和孔子一样的事情。所以，即便孔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没有必要刻意地拔高孔子。世界上绝少有事情是可以完全靠某人的智慧去完成的，中间必须其他人的经验和帮助。这样“第一人”除了是个沽名钓誉的噱头外，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如果实在要表明孔子在历史上某类思想的开创地位，我觉得用“先驱”一词会更为恰当。
为什么后世认为六艺乃儒家专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是，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的知识(孔子之前就存在各部著作)，儒家因仍旧贯，继续用六艺叫人，恰有因为别家专讲自己之新学说，不讲旧书，所以六艺看上去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同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己有，则不对耳(思想上出现很多新的流派，不可能在旧书中找到同样的内容)。
儒这个字本意是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而当儒家兴起的时候，大众以“儒”称呼他们，所以其后成为一家之专名。《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秋山好古的起名?)”“为人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孔子为自己所下之考(评)语。
《史记》曰: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
(音周)邑(现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鲁源村)，其先宋人也。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公元前551年9曰28日)。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书，类似于收集书目的书)。上纪唐虞(唐尧和虞舜的合成)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杞国，夏的后裔)不足征也(杞国留下的资料匮乏不足)；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宋，商的后裔。上述两句说明孔子虽然了解夏周两朝的礼，但是能找到的参考文献记录很少或者缺乏说服力)。足，则吾能征之矣(严谨的治学态度，只有证据充足的材料才会被引用)。”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文，文字；质朴，内在的东西。引申为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本质)，周监(监，视；观察)二代，郁郁乎(茂盛的样子)文哉。吾从周。(周吸取了夏商的经验并借鉴其教训，礼已经很丰富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之前，只有夏商周三朝，所以孔子认为周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如果把这个认为孔子是复古主义者，而且还希望和孔子一样“从周”就有些违背孔子本意了。本意是要借鉴历代历史的教训，而不是要过了几百上千年还要幻想回到周朝。又如刻舟求剑，孔子在剑落到河里的时候，有人在船上画了一个记号，等时间之舟行驶一段时间后，希望还从上次的记号上找到老师的宝剑。这种行为就有些呆板愚昧了。)故《书传》，《礼记》子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之也，始作，翕(音希，盛)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语，告也。大师，乐官名。时音乐废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皦，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谢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皦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连，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什么说卫国的乐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衽，音任。睡觉的席子，引申为男女色欲之事。幽厉两王皆因残暴终欲留名)。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音团，四声。易经中用来解释卦意的文字)》《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彬彬，形容文质兼备)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弟子，仅仅有七十二人通六艺，我认为一与教育的方式(弟子再教弟子，授课方式)有关，二与课程的难易程度有关。三千人，应该是学校历届的学生总数。)其于乡党，恂恂(谦虚有礼)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音吟，和悦而正直地争辩)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小步疾行而前，表示敬意的一种动作)，翼如也；君召使傧(接待使者)，色勃如也(脸色变得严肃恭谨)；君命召，不俟(音四，等待)驾行矣。(君王一有召见，连驾行都不等待就出发。)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齐衰，丧服；瞽，盲人)，虽童子必变(脸色变化，以表示同情。我认为这点有些文大于质了，表达同情不一定非要“必”变脸色。尊重比同情更重要。没有表情也是一种尊重)。“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忧自己，还是忧其他人，还是所有人?)”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尊封周为正统，参酌了殷商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统。)，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晋文公在践土给周朝天子修了一座行宫)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认为杞宋资料不足，不能参考，只有充分正确的资料才能运用；而他在《春秋》中采用“讳”的方式记录历史，是不是也会给后人带来很多困扰呢？与严谨求学相比，君王礼治更为重要吗？)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意，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年(前479年4月11日)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