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由于越来越多地受到伦理思想的影响，印度教的虔诚观获取了对抗婆罗门无为思想的能量。只有处于伦理性的需要而做出的行为，才认为自己具有完全有必要否认其他行为方式的合理性。在《薄伽梵歌》中表达出来的印度教思想还没有明确的伦理精神，大神还没有被理解成一个伦理性的人格主体。大约在公元前后，开始形成了伦理的行为的思想。这一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于印度原著民的传统伦理观。这些原著民还保留着有发展能力的自然伦理观。充满有所作为的伦理观来自于印度南部。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的时候，印度本土已经有了一个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文化。在印度北部，雅利安人定居的地方，原著民的文化没有得以保持。在那里，外来入侵者的文化渐渐得以确立，尽管它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还只停留在一个相当蒙昧的状态(游牧民族的萨满巫师)。而在印度南部的居民那里，婆罗门教的影响远远小于在印度北部，它们按照当地的自然的，伦理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观的传统的元素发展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且这种精神对印度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后者对整个印度思想产生了影响。

《苦拉尔》(Kural)是一部可能产生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伦理性箴言集，其中提出了以对他人之爱表达的虔诚属于真正的人性的主张。在伦理方面，印度教发展中最具有意义的是，自中世纪开始，罗摩(Rama)一个渐渐伦理化的神灵，受到了和毗湿奴(Vishnu)，湿婆神(Siva)以及克利须那神一样的膜拜。通过这个被看成是大神的最重要的化身之一的神灵，可以看出伦理性在大神的性格特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伟大的印度教先师罗摩兰达(Ramananda，公元1400年)，一位罗摩的崇拜者，基于博爱精神对种姓差别提出了批评，并要求对最贫困和最卑贱的民众的尊严和人权的认可。著名诗人杜尔西达斯(Tulsi-Das，1532-1624)用印度东部的印地民族语言歌颂了罗摩的行为，并把它当成人们的伦理典范，要求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兄弟般的情谊。这种为数量最多的下层民众争取地位和权益的行为，自然会得到这个数量庞大的阶层大力推崇，这可能也是印度教能从婆罗门和佛教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但是知道新时期，印度思想开始接触了在基督教以及欧洲思想中形成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伦理观并受到影响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印度教中的肯定生命和世界的伦理思想才得以真正地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相抗争。对于印度新生代的思家来说，背离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绝非易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多个世纪传承的思想，此外他们自己也坚信，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可以给思想带来深度和内涵。的确，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以及神秘主义使得印度思想不会变得平淡，而欧洲思想却屡受它的威胁。在这些新时期的思想家中，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甘地企图保持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他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保持单身并且放弃一切现世所有的东西。在这种弃世的主张的同时，他又号召人们以伦理的行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所以他所理解的脱离世界和婆罗门所主张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不再是单纯的不作为，在甘地看来，脱离世界的最高的表达应该是行动的爱。甘地每周一天不说话。他相信沉默带给他内心的平静。这来自于印度教中的力量来自于“沉默”mouna和“平静”。他在沉默靠在纸上写字来交流。从他37岁开始的3年半里，甘地拒绝读报纸。他认为尘世的喧嚣比他的内心的不安更加不堪。

甘地也并未给这种伦理的行为提出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全部任务，因为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是不允许他的典范意义的人既具有精神和伦理性，又兼具社会和物质性。此外，甘地还拒绝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知识和技能的进步，甚至包括能够救死扶伤的医学，所以说他给伦理的行为的范围设下了重重限制。让我们觉得甘地对于世俗中的事务还有兴趣的地方在于他是有着政治倾向的。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却从来没有承认他的民族主义是强烈的，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无可指摘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的一种表达。当然他有能力使他的对生命和世界的否定观和本应属于肯定观的伦理行为的思想令人信服地协调和统一起来。于是每当他更多地处于对生命及世界的否定观或伦理的行为的思想影响下时，他的思想当中就会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他也不总是能很有理由地坚持一贯以来用非常生硬的言语表达出来的对知识和技能进步的蔑视。有时候他也会非常热情地去评价事物，或者去承认这样或那样的间接蕴含着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的事物。

印度新时期的其他思想家也首先关注了精神和伦理领域的进步，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甘地那样拒绝知识和能力的成果，虽然他们也没有去表达这方面的兴趣。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倡导社会改革，其中的大多数还提出民族主义的要求。他们通过给予现实世界的事物的巨大兴趣和选择积极的有所作为的态度的方式采取对生命和世界肯定的立场，但是他们并不觉得有必要直接去宣传这种肯定观。虽然印度思想已经发展到了必须要面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和否定问题的时候了，但是思想家们仍然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追根溯源。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时期有类似之处，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其中的对生活和世界的肯定观更是符合最底层民众当时的生存需求。不同的是洪秀全等人把宗教当成一种工具，本身并没有去遵循他们自己宣扬和制定的东西。所以这股思潮从开始就被曲解的和蒙上厚重的中国的帝王思想。

为了理解印度思想家们为什么去回避，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如果要他们彻底放弃传统的思想，重新开创一种新的思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排除了一切与之相抗的力量。让新时期出现的伦理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得到认可的唯一可能性是，从对吠陀经文的阐释中寻找出路，并把新的东西当成传统的东西来加以弘扬。开宗立派，那需要极其艰难的巨大努力，可能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对于新时期的印度思想家来说，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现世生命中看到有所作为的结果，于是选择一条“急功近利”的做法，即假借传统之壳来宣扬自己的新思想，更为实用和更容易被较多人接受。太平天国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谈到印度思想，我们习惯于理解的是在印度定居的雅利安人。这些人在公元前1500年就从西方开始向印度河流域迈进，后来又占领了恒河以及亚穆纳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雅利安(梵文ayra，古波斯文ayria)，高贵的意思，是对中亚地区、波斯和东伊朗地区的印度伊朗人的称呼。从新近的一些考古发掘中获悉，印度北部的原著民曾经拥有非常灿烂的文化，然后它并未流传下来。可以推测出的是，当时的原著民已经拥有比后来的雅利安侵略者更为先进的文化。首先这些古印度人在公元前5000年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它们和中国的汉字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几个世纪后，他们才开始使用文字。但是由于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文化必然与原著民已经相当发达的文化发生碰撞，并成为主流。(根据wiki上的资料，雅利安人最早发源于俄罗斯南部的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游牧部落，为了不断寻找牧场和水源，他们开始四处迁徙。开始时候到达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后来东欧的雅利安人继续迁移到南欧，西欧和北欧各地。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伊朗高原，还有一部分继续向东迁移，到达先进的印度北部，与当时印度北部的达罗毗荼人发生战争，600多年后雅利安人打败了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在北印度建议了王国。这时估计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也就是史怀哲先生在书中记录的年代。可以想象入侵的游牧民族当时在文化上是没有原著民先进的)

而南亚次大陆南部诸国的各民族则不同，他们并没有收到雅利安人的统治，所以原著民的精神生活还是得以保持。于是他们的思想和印度雅利安人的思想发生交流，受到他们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去影响他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原著民的精神生活，并且能够确定，它的伦理思想比印度雅利安人的要更自然更生动，从它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文化的影子。

如果我们审视为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印度雅利安人思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同一的。它内部包含了两种思想成分：一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面对生命和世界，对生命和世界持肯定的世界观；而另一种本质上则属于构筑在对生命与世界的否定基础上的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神秘主义是以与婆罗门(Brahman，梵，原意是祈祷和增大的东西)何为一体的思想为基础的。婆罗门被理解为纯粹的，不变的，永恒的存在，而由此产生和消亡的，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只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将种姓分为四种瓦尔那，最高级的是婆罗门，从事教授吠陀经、祭司和接受奉献这三种工作。享有诸多特权，如不可受到处罚等。其次是刹帝利，与婆罗门共享“管辖一切生物”的权利。他们是战士和统治者，掌握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但被完全排除在完成的司祭活动之外，因此不具有宗教上的权力。此外，负有保护婆罗门的责任。第三级是吠舍。农民和牧民，任务是生产食物和提供各种祭品。可从事农耕，商业，畜牧和放贷的工作。最低级的是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负责提供各种服务。还有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们被排除在种姓体制之外。《梨俱吠陀》中所描绘的瓦尔那阶序为，婆罗门是人的嘴，刹帝利是人的双臂，吠舍是人的大腿，首陀罗是人的脚。贱民被排除在人的身体之外。

其中以自然的方式来对待人和世界的思想属于民众，而与婆罗门合为一体的神秘主义思想(梵我合一)则属于婆罗门教士阶层的思想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不是不成熟的，相反就其形式上达到了非常完善的阶段。印度雅利安人的民间思想我们可以从吠陀赞歌中了解到。从中可以看到，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古老的时代就生活在自身存在的质朴的愉悦和自然的证实中。他们向赞歌中讴歌的神灵乞求成群的牛马，诸事顺利，获得财富，赢得战争和长寿。婆罗门神秘主义的基本思想见诸《奥义书》(Upanischad’s)中。

吠陀经(Veda)中的吠陀是知识的意思，它由很多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是《梨俱吠陀》(Rig-Veda)，它包含1028首赞歌。在吠陀赞歌中被歌颂最多的是阿哥尼(Agni)，印度教的太阳神、因陀罗(Indra)和伐楼拿(Varuna)。吠陀经的其他部分《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h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从形成年代上都比《梨俱吠陀》要晚。从它们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它们形成于雅利安侵略者达到恒河地带的时候。而《梨俱吠陀》中的赞歌则只涉及了印度河及其最大支流的流域内容。《娑摩吠陀》包括585个独立唱段的唱词，它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宗教歌曲集。由于当时还没有乐谱，所以最著名的唱段唱词必须连同曲调一起记忆和表达。《耶柔吠陀》包括各种祭祀的重要礼仪和仪式。《阿闼婆吠陀》则是按照最早的拜火教士群体阿闼婆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与查拉图斯特拉的拜火习俗相对应的，其中还有非常古老的以歌曲形式表现的咒语和誓言。奥义书是从一个动词“在某人身边坐下”派生而来的。它的意思是“可信的话语”。《奥义书》是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50年之间产生的对四部吠陀经的解读，它被看成是吠陀经中暗含的奥义的某种秘密的揭示，实际上指的就是与婆罗门何为一体的神秘主义。《奥义书》之前还有涉及祭祀用语的意义的知识的《梵书》和《阿兰若书》(又译《森林书》，意思为从林中产生的观察)。四部吠陀经、《梵书》、《阿若兰书》和《奥义书》被看成是神圣的神意显现，并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口头传诵。

雅利安印度人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了一种闪族人的字母(这可能与他们从伊朗高原迁徙过来有关，因为古波斯语属于闪米特语系)，这些可以从腓尼基人(北非的闪族人)的铭文以及摩押国王米沙的著名的石刻文字上可以见到。印度雅利安人古代的重要文献使用的语言是梵文，这是一种和古波斯语有着亲属关系的语言。今天它在印度的地位就相当于拉丁语在中世纪的地位一样(一种属于学术和宗教的专门用语)。婆罗门的思想世界被欧洲所认识首先是通过OUPNEKNAT。OUPNAKNAT这个词是通过肢解《奥义书》而获得的，在1656年被穆罕默德.达拉.沙科王子翻译成波斯语的60篇文章的《奥义书》节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