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礼》中的古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春秋时期的六艺，即《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六艺，先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并举例《国语》中士亹(音稳或音门)在教楚国太子的功课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故志”佐以说明。并且冯先生认为先于孔子之前，只有一部分的贵族人物才能接受此类教育，而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孔子讲学，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鞭打芦花)，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孔子曰: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子夏(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曰：“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曰：“过犹不及。”孔子的评价耐人寻味。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如子路(君子死,冠不免)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公西赤，外交能力极强)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我认为冯先生有拔高孔子之嫌，不敢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春秋战国是庶民英雄在政治军事上崭露头角的时代，传统的世袭制和农奴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六艺从内容来看，是贵族们天生优越感的另一种体现，比如“射”，“御”两项，普通庶民是没有条件去专门学习或训练的；庶民们对知识越来越渴求，这是和希望提高或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心理紧密联系的。孔子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点，抓住了这群数量极其庞大的人群的心理，提出了更实用和综合性更强的新六艺。《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新六艺只要有书本，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学习(当然有老师的讲授更好)，它给渴望改变政治地位的庶民阶层以崭新而又真实的希望。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其他人也在讲相同内容的六艺，但是只有孔子留名且影响深远，甚至绝大多数后人以为六艺是孔子所作。其原因可能是其他人局限在贵族教育的传统中，仍然寄希望于贵族政治的改良；他们没有孔子对时势的高瞻远瞩，并且没有能跟上或顺应草根庶民们崛起于“阡陌之中”的社会潮流，又或许都注意到了，可是缺乏那么一点点“历史机遇”。我认为孔子是伟人，但是他同时也是该时代必然的精神产物之一:那个时代即使不出现孔丘，也会出现一个其他的人物来做和孔子一样的事情。所以，即便孔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没有必要刻意地拔高孔子。世界上绝少有事情是可以完全靠某人的智慧去完成的，中间必须其他人的经验和帮助。这样“第一人”除了是个沽名钓誉的噱头外，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如果实在要表明孔子在历史上某类思想的开创地位，我觉得用“先驱”一词会更为恰当。

为什么后世认为六艺乃儒家专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是，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的知识(孔子之前就存在各部著作)，儒家因仍旧贯，继续用六艺叫人，恰有因为别家专讲自己之新学说，不讲旧书，所以六艺看上去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同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己有，则不对耳(思想上出现很多新的流派，不可能在旧书中找到同样的内容)。

儒这个字本意是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而当儒家兴起的时候，大众以“儒”称呼他们，所以其后成为一家之专名。《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秋山好古的起名?)”“为人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孔子为自己所下之考(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