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道学家陆王一派，假定人本有完全的良知，假定“满街都是圣人”，故以为人只须顺其良知而行，即万不致误。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我知之甚少，不清楚这两位思想家假定“性本善”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满街都是圣人”是缺乏客观性的。普通人和圣人的欲求必定是有差异的，况且什么是“良知”这点在不同的时代和背景下的定义也是不尽相同的。隐约觉得陆王心血可能与释禅之道有所联系，此点需要待以后阅读一些相关书籍后再做深入分析和评判。冯氏继续讲到，孔子初无此意。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本不必即可顺之而行而无不通(此句比较绕口，我理解为人之真性情流露，并不是顺之就能行得通的)。故孔子重视“克己复礼为仁”。然礼犹外部之规范。除此外部规范外，吾人内部尚且有可为行为之标准者。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吾人之性情之流露，自合乎适当的分际。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我在想“己之所欲，即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始思想动机是什么，因为从冯氏的观点来看，更像是为了“行得通”。那么“行得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如果仅停止在能“无行不通处”的层面，而不去想上面的问题，那就可能只重视了外在的形式，而忽略或放弃了其本质。我和冯先生在此观点有所分歧，我认为孔子提倡行“仁”，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激发人们进一步去了解和探索宇宙的真谛。天下之事，从无某种定论可以行通或行不通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并且高度发达的儒家文化，发展上上世纪，还不是被西洋的坚船利炮给轰开了国门。当然这里面有无数的其他历史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日趋保守和个人功利的儒家思想是最主要的几个原因之一。

孔子认为仁为人之全德的代名词。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从宋辽金时代开始，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一位皇帝的庙号为“仁宗”。宋朝有宋仁宗，辽国有辽仁宗，西夏有夏仁宗，元朝有元仁宗，明朝有明仁宗，清朝有清仁宗，除了金朝没有此庙号，而金朝皇帝的谥号中是多带仁字的。宋仁宗是首位得此殊荣者，其后才有辽仁宗和夏仁宗。其原因我想大致如下，北宋开国后不久，理学蓬勃发展，其思想慢慢影响到邻国，甚至可能推动了辽金夏的进一步汉化，所以辽夏两国也认为“仁”是最高的赞誉之一。那么究竟需要什么资格，才能称做“仁”呢？先假定排除臣子们拍马屁的可能性，能得到“仁”的庙号的皇帝或国君通常是在位期间基本无大战事，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修养的。这两点说起来简单，可是要真的能做到，靠的不仅仅是皇帝个人的能力，还要看看历史给予他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