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汉书.董仲舒传》有云：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月：“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这里的五伯应该指的是春秋五霸。董仲舒先生此番言论，颇有以做事的初衷为重，而结果为轻的思想。放之以结果为导向的今日社会，此等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当时的儒家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认为愿原因之一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时代背景。当时诸侯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大国拼命抢地盘，小国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儒家主张的仁爱政治，即使某位君主笃信于此，实施和推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眼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利益或生存空间，这会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仁爱”而去用“诈”谋利，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被动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压制。为了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儒教信徒们必须宣传以“初衷”为导向，希望诸侯们能为长远打算；否则，当他们也被眼前问题所“蒙蔽”，转而以结果为导向，帮助诸侯们勾心斗角，那么他们自己将亲手葬送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在今日看来，无论以初衷或结果为导向，都是各有利弊的，关键不在于孰优孰劣，而是如何根据形势灵活运用。

冯先生说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虽然以今日之眼光，此观点略显迂腐，但是从中亦然可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但是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不管怎样，当时敢于挺身出来的勇气是可嘉的。《论语.子罕》有云：“子罕言利。”《论语.里仁》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义和利，好比是油和水。油和水因为不相溶而分层隔离，油有油的用处，水有水的作用，能说哪个更好吗？如果要取油或水，就得想办法先把另一种萃取出来(“子罕言利”)。是否两者可以兼得，用力搅拌做成油水混合物即可，这毕竟是暂时的。终究一天它们还是会再次分层的。即，如果既要“义”有要“利”，也只能是搅浑局面，然后乱中谋取一勺，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是时间一长，勺中的混合物自然分开，也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