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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读书笔记43

2011年8月16日 23点28分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汉书.董仲舒传》有云: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月:“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这里的五伯应该指的是春秋五霸。董仲舒先生此番言论,颇有以做事的初衷为重,而结果为轻的思想。放之以结果为导向的今日社会,此等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当时的儒家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认为愿原因之一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时代背景。当时诸侯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大国拼命抢地盘,小国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儒家主张的仁爱政治,即使某位君主笃信于此,实施和推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眼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利益或生存空间,这会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仁爱”而去用“诈”谋利,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被动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压制。为了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儒教信徒们必须宣传以“初衷”为导向,希望诸侯们能为长远打算;否则,当他们也被眼前问题所“蒙蔽”,转而以结果为导向,帮助诸侯们勾心斗角,那么他们自己将亲手葬送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在今日看来,无论以初衷或结果为导向,都是各有利弊的,关键不在于孰优孰劣,而是如何根据形势灵活运用。

冯先生说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虽然以今日之眼光,此观点略显迂腐,但是从中亦然可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但是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不管怎样,当时敢于挺身出来的勇气是可嘉的。《论语.子罕》有云:“子罕言利。”《论语.里仁》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义和利,好比是油和水。油和水因为不相溶而分层隔离,油有油的用处,水有水的作用,能说哪个更好吗?如果要取油或水,就得想办法先把另一种萃取出来(“子罕言利”)。是否两者可以兼得,用力搅拌做成油水混合物即可,这毕竟是暂时的。终究一天它们还是会再次分层的。即,如果既要“义”有要“利”,也只能是搅浑局面,然后乱中谋取一勺,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是时间一长,勺中的混合物自然分开,也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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