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冯友兰先生认为历史有两种意义，其一是事物自身，即客观历史；其而是事情的记述(如各类史书)，即“写的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研究一哲学家之哲学，固须“知其人，论其世”；然研究一时代或一民族之历史，亦须知其哲学。培根说，许多人对于天然界及政治宗教，皆有记述；独历代学术之普遍状况，尚无有人叙述记录，此部分无记录，则世界历史，似之无眼之造像。(好一尊无眼之造像，如“画龙不点睛”)，最能表示其人与生活之部分，反阙略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亦当知其心。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现在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未公认其为是；已往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亦未工人其为非。所以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须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和人生，以期自立道理。(评论)原来以往读的历史，远看乃是一无眼之造像；现在读历史，需要特别注意。

“历史”和“可写的历史”，乃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于其记述是否真实，是否与所记之实际相合。写的历史叙述一事，必须牵连叙述前后之事，然其前后之事太多不能尽叙，故必择其不能少之先行者与后起者，而叙述之(即必要的因素,而非所有的因素)。自来写的历史，皆是如此，固不必所谓的“新历史”，乃始注重因果也。不过写的历史，所叙一事之不能少的因素，在不同时代观点亦不同，并非永远都是“必不可少的”。如古文献记载战事之前，先说彗星见；叙帝王无道，即说日食之类。然此乃由于各时代史家对于一般事物之见解不同，非其写的历史之目的或方法不同也。写的历史之目的，在求与所写之实际相合，其价值亦视其能否做到此“信”字。

历史之活动的事情，既一往而永不再现。写的历史所凭之史料，不过亲见或身与其事者之述说，及与其事情有关之文献及遗迹，即所谓“文献”是也。此等材料因与所叙之历史直接有关，名曰“原始的史料”。其有对于一事物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记录，本为写的历史，但因其对于事物之发生或存在之时较近，后来史家，即亦引为根据，用作史料。此等史料，名曰“辅助的史料”。历史家凭借此史料，果能写出完全的“信”史与否，颇为疑问。世有史家，或为威胁，或为利诱，或因有别种特别的目的，本无意于作信史，如此之流，当然可以不论。即诚意作信史之人，其所写的历史，似亦难与历史之实际完全符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之前一直将此语认为是贬义色彩，现在看了冯先生所提出的几点理由，颇为赞同。实在不得已之实情)。马克斯诺都说“客观的真实之于写历史者，正如康德所说物之自身之于人的知识。写的历史永不能和实际的历史相合。”此言虽或未免过当，然历史家欲作完全的信史，实有许多困难。《易.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云“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言尚不能尽意，即使现在两人对面谈话，尚有不能互联了解之时，况书不能尽言(上述的必要要素，无法列出所有的要素)，又况言语文字，古今不同，吾人即有极完备之史料，吾人能保吾人能完全了解之而无误乎？

历史家写信史会遇到以下三个困难。一，研究古史，即使不全靠书籍，然即金石文字，亦为“书不言尽，言不尽意”者。研究历史，惟凭古人之糟粕，而此糟粕亦非吾人所能完全了解。(完整性)二，即令吾人能完全了解古书，又有好学深思之士，心知作书者之意，然古书不可尽信。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历史家固可以科学方法审查史料，取其可信者，而去其不可信者，所谓对于史料加以分析工作者；或于书籍文字之外，历史家另有其他可靠的史料。然史料多属片段，不相连属，历史家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象之力，使连为一串。然既运用想象，即掺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可信性)三，研究自然科学，若有假设，可以实验定为真伪。而历史家对于史事之假设，则绝对不能实验。韩非子所谓“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能定儒墨之诚乎？”所谓“人死无对证”。(不可验证性)。(评论)我想起了凤凰卫视放过的张学良回忆录，张学良以有生之年拍摄访谈视频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文献”比起书籍文字更为丰富可信，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当事人在时过境迁后重述旧事，亦受到其主观(或受结果影响)因素影响，碰到上述的三个困难。所以历史家只能尽心写其信史，至于史之果信与否，则不能保证也。西洋哲学史只有一个，而写的西洋哲学史，则何止百部，其中无有两个完全相同。中国哲学史亦只有一个，而写的中国哲学史，则有日渐加多之势。然此人所写，彼以为非，彼之所写，复有人以为非，古之哲学家不可复生，究竟谁能定之？若究竟无能能定，则所谓写的历史及写的哲学史，亦惟须永远重写而已。(世间无一部历史是各代可以公认的，即使有某一时期经典之作，亦需要在不同时期重新解读，否则将落入“刻舟求剑”境地。)

写的哲学史两种体裁的比较：一，叙述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家尽可以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但其弊则读者若读此书，即不能与原来的史料相接触，易为哲学史家之见解所蔽；且对于哲学史家所叙述亦不易有明确的了解。二，选录式，中国所写此类之书几皆选录式的，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梨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即姚鼐，曾国藩所著之中国文学史也。用此方法，哲学史家，文学史家选录各哲学家，各文学家之原来著作；于选录之际，选录者之主观的见解，自然亦须掺入，然读者得直接与原来史料相接触，对于其研究之哲学史和文学史，易得较明确的知识。唯用此方式，哲学史家或文学史家之所见，不易有有系统的表现，读者不易知之。(评论)譬如一道菜的制作过程，西洋人以自己操作的实际步骤仔细叙述，中国人列出已有的各类参考资料。西洋人做出来的系统性更强，可读性较好；中国人留给读者的想象和发挥空间更大。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社会组织，由简趋繁；学术由不明晰至于明晰，乃是实然的。凡当然者，可以有然有不然，实然者则不能有然有不然也。后人根据前人已有之经验，故一切较之前人，皆能取精用宏。故历史是进步的。若以为董仲舒，王阳明等所说，在以前儒家书中，已有其端，董仲舒，王阳明不过发挥引申，何能为其自己之哲学？有何新贡献之可言？(发挥引申后是自己的哲学吗？)不过即使承认此二哲学家真不过引申发挥，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小儿长成大人；大人亦不过发挥引申小儿所潜具之官能而已。鸡卵变成鸡，鸡亦不过发挥引申鸡卵中所已有之官能而已。然岂可因此即谓小人即是大人，鸡卵即是鸡？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辞说，潜能(Potentiality)和现实(Actuality)大有区别。从潜能到现实即是进步。

如果对待“伪书”，冯先生是这样看的：从前研究中国学问者，或不知分别真书伪书，或知分别而以伪书为无价值，此亦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表面上似无进步之一原因。吾人研究哲学史，对于史料所以必须分别真伪者，以非如此不能见各时间思想之真面目也。如只为研究哲学起见，则吾人只注重某书中所说之话之本身是否不错。至于此话果系何人所说，果系何时代所有，则丝毫不关重要。某书虽伪，并不以其为伪而失其价值，如其本有价值；某书虽真，并不以其为真而有价值，如其本无价值。即就哲学史说，伪书不能代表假冒之时代之思想，而乃是其产生之时代之思想，正其产生之时代之哲学史之史料也。

哲学家必有自己之“见”，以树立其自己之系统。如只述陈言者，不可为哲学史史料。黄梨洲云“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看来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初起之时，思想界已出现创新求真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