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当时因名不正而乱
，故欲以正名救时之弊也。《论语.子路》有云:“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奚，疑问词，相当乎胡，何)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四书集注》注迂为远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务也。)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责备子路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无所苟而已矣。”杨氏曰：“名不当其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范氏曰：“事有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程子曰：“名实相须，一事苟，则其余皆苟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四书集注》中的杨氏，范氏和程子。程子是二程中的弟弟程颐，他和兄长师从周敦颐，创见了洛学派(因为长期在洛阳讲学)；杨氏是二程的学生杨时，福建将乐县人，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理学的“道南系”；范氏,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子淳夫，四川双流人，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苏东坡曰：“范淳夫讲书，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书三昧也。”另外还有胡氏，胡安国，福建崇安人，早年曾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后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得程学真传。游氏，游酢(音做)，字定夫，福建建阳人，和杨时同为程门四大弟子。相传与杨时一起拜见程颐时，看到程颐正在睡觉，于是两人在雪中等候，后来成为“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谢氏，谢良佐，字显道, 寿春上蔡人。从程颢受学，后卒业于程颐。谢良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
对于孔子和卫君(卫出公)的谈话，胡安南介绍了如下的背景并发表了精辟的议论：王妃(南子)乱淫，世子蒯聩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周天子)，请于方伯(西周的方伯或称侯伯，是介于皇帝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卫出公上任期间为前492年。在位十二年后即前481年，他的父亲蒯聩夺位是为卫后庄公，卫出公不得不出走齐国。直到前475年卫石曼尃赶走卫君起，卫出公辄又从齐返回卫国做国君。出公辄前456年死去，他的叔父黔赶走出公儿子而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卫悼公。子路，是卫国大夫孔悝(悝，音亏)的家臣，孔悝是蒯聩的外甥。蒯聩要挟孔悝帮助他夺回王位，子路为了救孔悝而与蒯聩的家臣战斗，在战斗中被敌方用戈将系冠的带子割断了，子路因此停止战斗，弯下身，捡起冠来，系上带子，结果因此被趁虚打败并杀害，年六十三，死后受醢(音海)刑（即剁成肉酱）。孔子闻其死，极为伤心，从此不吃肉酱，有覆醢之举(吃饭时，见到肉酱将其盖上，不忍食用)。儒家诸子皆认为正名是首要的大事，如果此事没有好好妥善处理，那么“其余皆苟矣”。
《论语.季氏第十六》中
,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要理解这段话，得先了解鲁国的历史。鲁桓公有四个儿子，桓公去世后由长子即后来的鲁庄公即位，其他的三个儿子按旧制被封为卿，也被称为“三桓”。三桓把持鲁国的国政，势力日益强大，尤其以季氏最强。鲁庄公后有鲁僖公，鲁文公。当鲁文公去世时，鲁庄公的儿子，鲁僖公的弟弟，鲁国的正卿东门襄仲(姬姓，名遂。公子遂)计划让侄媳(鲁文公的次妃)敬嬴的儿子公子倭为国君。他取得了齐国的支持，杀死了太子恶(子赤，鲁文公的嫡长子)和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规，如愿将公子倭推上国君的宝座，即鲁宣公。而这位鲁宣公呢，对于帮助过他的叔爷爷似乎并不是永远心存感激。在宣公执政的晚期，他把主张恢复鲁国国君权威的，打算消灭三桓的东门襄仲之子-公孙归父驱逐出去。人家要帮他争取更大的权力，不但不感谢，反而下令驱逐，有这样几种可能：一，鲁宣公胸无大志，安逸于宫廷享乐，不想得罪三桓，同时又害怕公孙归父以恢复国君权力为名，而实际上会和他父亲一样杀了自己另立新君。有前车之鉴在此，鲁宣公不敢轻易下赌注；二，鲁宣公是有想法的，但他认为单靠公孙归父的力量是无法撼动三桓多年的经营的，轻举妄动会打草惊蛇。经过审时度势，他宁愿将希望放在自己的后辈身上，先保存有生力量，所以不杀公孙归父，而只是驱逐，这可能就是鲁宣公为将来下的一步暗棋。上面关于宣公的议论未免有些偏题，但是能间接看出三桓在鲁国的势力之大。公孙归父的离开，让三桓更加毫无顾忌，气焰更甚。后来，三桓接连拥立了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和鲁哀公。孔子老年回鲁国时，国君是鲁哀公，所以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此间，自鲁襄公元年(鲁襄公4岁即位)到襄公五年，鲁国朝政皆有季文子把持；襄公五年季文子去世，其子季武子继续控制鲁国。在季武子时期，季氏家族的势力达到巅峰，“四分公室，季孙氏占有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有其一”。孔子所言的“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即季武子，季悼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世。季桓子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世，由其子季康子接位。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被季康子接回鲁国，那么孔子肯定是知道季康子的。由此推测，“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此言应该是孔子在季康子执政前，鲁哀公为国君后的时间段所说，即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92年。今天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回顾鲁国历史，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证孔子的“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和“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所说的“十世”，“五世”，“三世”如果被理解为是确切的数字标准，那么是有问题的：季康子之后至少还有季昭子和费惠公。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季氏家族在五代左右即走向衰败（“微矣”），这又是符合孔子所言的。为什么孔子认为诸侯，大夫，陪臣时间都不会太长，而且时间顺序上是依次变短呢？《四书集注》中注解中有段文字，我认为符合当时孔子的观点：苏氏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宜诸侯之强也，而鲁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诸侯，大夫皆陵其上，则无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