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花朵和花托一样，婆罗门和道家神秘
主义思想总是被原始主义所包围。在原始神秘主义中，忘我的癫狂(Ekstase)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比如电视中曾出现过的画面，游牧民族的萨满巫师们口吐白沫，进入一种极度癫狂的状态。魔法师，萨满巫师和医师都知道哪种有时候是通过某种植物的汁液，有的时候是通过自我的催眠让人达到忘我的癫狂状态的方法。今天的原始部落很多属于那些魔法圈子里的人还不断使用这种方法以达到癫狂的状态。在中国某些地区，还流行着跳神通灵的说法，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很多神乎其神的通灵者。据说他们在做完法术后，会相当的辛苦。这可能是一种从身体的极度癫狂状态慢慢恢复的现象。至于让很多人深信不已的判断人的年龄，我觉得可能是通灵者根据他人的外貌和语言，先评估这位信徒或有求者的基本年龄和家庭背景，然后在根据经验评估出需要预测的年龄范围。经历越多，预测就越准确。还有一种情况，有人或许不知道生辰八字实际上就已经透露出年龄信息，当通灵者熟练计算评估出结果后，就极为深信不已。这其实是信者缺乏常识的表现。
癫狂状态的体验对于原始人的思想是一次深刻的洗礼。他们完全被震撼了，他们的思想为之而倾倒。他们的世界观的形成不再是依据经验可以达到的有关世界的知识，而是建筑在一种神秘灵魂出窍的忘我境界之中。体验癫狂状态的意义在他们看来是对存在的真实本质的显现。这对于原始人来说，是他们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在现代，有些人沉溺于吸毒或酗酒，除了某些生理上的依赖外，也可能是在那种癫狂的状态中无法自拔。精神一旦超越了平时的世界观，他们觉得自己看到更为真实的本质，这种精神上的“超越”使得他们感觉从现实生活中得到“解脱”。而一切都只是与现实严重脱节的，走向自我毁灭的幻象。这个和原始社会神秘主义祈求超越和控制自然是两码事。
由于原始人认识到一种不是在感性世界中，而是在超感性世界中体验自身的状态，所以他们坚信，感性世界只是一个更高的存在方式的无关紧要的现象，而他们自己在这种更高的存在方式中早已经存在了。在那样的状态中，他们还体会到极乐的境界，不再是不安的，而是处在极度平静和无欲无求的状态中。所以原始人觉得超越了现实社会，而不愿意和现实世界有什么关系。最原始的神秘主义是受魔法仪式的信仰所控制的，而不那么原始的神秘主义思想是体验忘我的癫狂所决定的。体验忘我的癫狂状态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来源。它是一种用内心去观察，闭上眼睛去观察的认识的世界的方式开始的。神秘主义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本意就是闭上眼睛。为了弄明白人类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必须弄清楚这个奇怪的现象：从这种忘我的癫狂体验中是怎么产生出一种后来不断发展的思想？
由于有了这种癫狂的体验，所以从一开始就在自然之外有了非自然的思想，在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之外有了对它们的否定。《奥义书》中就记载了婆罗门神秘主义是以癫狂状态的体验为前提的。其中不断地将忘记现实世界的状态评价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状态。在《奥义书》时代，婆罗门神秘主义已经高度精神化了，并且把与婆罗门合为一体看成是思想的结果。但书中仍然认为，人要在忘我的癫狂状态中不断重新体验与婆罗门合为一体的状态。我认为这种不断的重新体验，反而是让人的心灵和精神的一种限制，使其日益狭隘。人即使不睁开眼睛观察，他的思想也是受到当时的环境及各种因素影响的，不可能有绝对超越或忽略这些因素的境界。如果真的有，那么估计是无法从癫狂中恢复过来的。在《奥义书》中给出详细的指南，告诉人们如何去练习那种通往癫狂状态的，将意念集中去超越感性之物(瑜伽)的方法。在这种专心致志集中意念当中，重要的是不断重复一个神圣的声音“Om”。瑜伽或者说瑜伽修习者这两个词是来源于同一个词根，在拉丁语中是iungo，在德语中是指给牛架的轭。它意味着瑜伽修习者通过练习它可以和超感性之物取得联系。直到今天，在婆罗门神秘主义中，忘我的癫狂仍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老子及其后来的道家神秘主义中，忘我的癫狂的重要性已经比婆罗门神秘主义当中的减弱了。不过在道家思想中明确表达了它是受到体验忘我的癫狂而产生的一种思想，所以道家还会提到这种癫狂的状态。比如庄子记录这样的故事：孔子在拜访老子的时候，就发现他处在一种极度兴奋，仿佛忘记现实世界的状态中(《庄子天运》中写到孔子两次拜见老子，第一次回去三天不说话，第二次回去三个月不出门)。此外还出现这样的地方，庄子将人集中一切思想于道之上的沉醉的状态描述为一种存在于身体之外的，一种源于无意识的状态。然而在老子及其后来者的神秘主义中，更多的是对忘我癫狂状态的回忆，而不是直接去体验这种状态。
与婆罗门教中人去联系意念集中而试图进入癫狂状态不同的是，老子及其后来者那里，意念集中已经取代了癫狂的地位。与道合为一体的境界在他们那里是通过完全把思想集中在道上体验的，因此忘我的癫狂状态失去了意义。道家神秘主义可以不需要癫狂状态，而婆罗门教却一再地依靠癫狂状态体验的原因在于，老子及其后来者的道家神秘主义比后者在精神化上要更进一步。按其历史起源来看，道家神秘主义是由癫狂状态的体验而产生的。但是它已经不需要这种体验，不再需要用它来证成自身。这种思想越深刻，它就能从自己的过去中走出来，向着它的本质的方向发展。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什么鸦片在当时的清朝就能如此盛行？会不会和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也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我会专门找个时间来专题分析。
如果谁还和今天的原始人群生活在一起就知道
，对人通过某种仪式可以获得超自然力量的笃信，在他们中间所起的作用。超自然力可以使他们操纵天气，能让树冠弯曲向着地面，能在水面上行走，能穿行于火中，能够不为任何东西，包括不为鬼怪和其他灾害所伤害。婆罗门以及道最初就是这样的至高的力量，通过某种魔法，人们可以和它们产生联系。婆罗门不仅是最高的力量，同时也是在奉献牺牲时一句有着魔力的咒语。婆罗门教士是当中最高级的神职人员，能和婆罗门至高力量产生联系。婆罗门教士并不怎么把奉献牺牲看成是向神灵表达谢意和提出请求的举动，更多的是把它理解成一种魔法的行为。看来人们还是觉得神力在自己身上体现更好，去乞求神仙未必每次都得到肯定的答应。通过这种奉献牺牲的行为，人才可以驾驭神灵之上的超越感性的力量。
婆罗门教士是一些从萨满巫师发展来的神职人员群体，他们拥有最高的魔法，能够获得和神灵一样的力量，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实行火祭，太阳就不会升起。在吠陀赞歌中婆罗门教士还没有起作用，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没有随同第一批入侵者，而是后来才移居到印度的。婆罗门教是随着雅利安人进度印度后，逐步慢慢地完善的，后来融合了民间信仰和佛教称为印度教。婆罗门教的三大主张是“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之上”。萨满是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在游牧民族中修行的巫医，而雅利安人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以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萨满也随着进入印度，并与印度原来的婆罗门思想融合。这些侵略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所以对原来的婆罗门教加以改进，使得本族神格化。
“道”本来是道路的意思，引申为制约自然现象变法发展的力量。老子将“道”的观念精神化和深刻化。“道”指在原存在中含有的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它能使世界上一切力量和谐地有意义地相互作用，对于人，它是至高无上的精神，使人能够正确地理解世界并且正确地思维。孔子也使用“道”这个词语。他谈天道和人道。天道是按照世界秩序进行的自然现象的进化，人道则是人按照世界秩序所做的相应的道德的行为。老子把道看成宇宙的一个维度，而孔子只把道当作思想。老子的道概念更为原本。他理解的道是”存在”在自然现象中起作用的原因，这可以追溯到把道理解为力量，并且通过某种仪式可以和它建立联系的原始观念。孔子和他的前人都认为对道的原始信仰是一种迷信，所以他们只接受道的观念作为一种存在的学说。我认为，老子的“道”好比道路的开端和道路形成的规则，而孔子的“道”就指是存在的路面本身和道延伸的方向。
在“道”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有受最粗陋的魔法观念影响的民间信仰，在中国至今还生机勃勃。如果我们把老子的思想看成是一个由他创立的哲学体系，并且忽视它是由老子以前的原始道的神秘主义发展而来的话，就会很难想象，老子如此精神化的道家神秘主义原来居然和原始的民间信仰是由关联的。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老子的道是从原始社会的神秘主义中发展起来的，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民间迷信的作用。但是人们往往又会陷入不可理解的境地，因为无路是老子的学说还是民间的原始神秘主义信仰都被称为道。后来甚至还是建立在道的观念基础之上的，只是它理解的道不像老子那样是自然现象中至高无上的法则，而是通过魔法和仪式可以获得的力量(比如中国某些农村办白喜事要请道士)。人们一直以为试图这样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民间通俗的道是老子高度精神化的道家神秘主义的一个蜕化，这样一种蜕化的变质是不太好理解和证明的，因为从原始的神秘主义中可以发展出一个更高级的，精神化的神秘主义思想，但是更高级的神秘主义思想又回到了原始魔法的神秘主义，这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在老子以后，高低两种道是并存的。，而道家的神秘主义则是从原始的神秘主义发展而来的。高度精神化的道家神秘主义虽然产生于神秘主义，但相对于受魔法观念左右的原始道家神秘主义已经高明了很多。然后让人费解的是，道家思想和道家神秘主义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在那些老子和他的后来者特别享有盛誉的时代，原始的道教和它们所推崇的魔法观一样很受民众的青睐。我的理解是这样，老子的道是高度精神化的哲学，这种哲学要去理解需要很大的功夫和精力，而且也不好去证明。然后，通过宗教或仪式的手段，却可以体现出一部分道的主张和理念，为民众所接受，这就出现了上面的由低级到高级，然后高级又回归原始的说法。毕竟，无论哪种哲学，所以知道和支持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迟早会消亡。而道教存在几千年至今不衰，说明具有一定的支持者数量。要使得不同层次的支持者都能做到认同，宗教仪式是较好的方式之一。
本文介绍七种主流的操作系统
。从应用场景的大小依次划分为: 大型机操作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多处理机操作系统，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和智能卡操作系统。
大型机操作系统是高端的系统，它们几乎要占用几个房间的大小，被用作数据中心，高端web服务器，大型电子商务站点。这些计算机最重要的特征是拥有强大I/O处理能力，或许它们会挂接1000块硬盘和成千上万的内存。大型机上的操作系统主要面向多个作业的同时处理，多数这样的作业需要强大的I/O处理能力。系统主要提供三类服务:(1)批处理(2)事务处理(3)分时。批处理系统处理不需要用户干预的例行作业，保险公司的索赔处理或连锁商店的销售报告是由批处理方式完成的典型例子。事务处理系统负责大量小的请求，例如，银行的支票处理或航线预订。每个业务量都很小，但是系统必须每秒处理成千上万个业务。分时系统允许多个远程用户同时在计算机上作业，如在大型数据库上的查询。
下一个层次是服务器操作系统，在服务器上运行，可以是大型的个人计算机，工作站甚至是大型机。它们通过网络同时为多个用户服务，并且允许用户共享硬件和软件资源。
多处理机操作系统，为了获得大量联合计算能力而将多个处理器连接成单个的系统。依据连接和共享方式的不同，这些系统被成为并行计算机，多计算机或多处理机。它们需要专门的操作系统，不过通常都是采用配有通信和连接专门功能的服务器操作系统的变种。接着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个人计算机系统，它们为单个用户提供了良好的接口，主要是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和网络访问。
另一类操作系统是实时操作系统，这些系统的特征是时间为关键参数。比如汽车装配线上到了某个时间点就需要切割，如果早了或晚了就会损坏汽车。如果某个动作必须绝对的在规定的时刻(或时间范围)内发生，这就是硬实时系统。在软实时系统中，要求没有硬实时系统严格，偶尔违反最终时限是可以接受的。数字音频或多媒体系统就是这类系统。VxWorks和QNX都是知名的实时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计算机，而是像电视机，微波炉或移动电话一类的设备。它们具有某些实时操作系统的特征(电话通话)，但是由于在外形大小，内存以及能耗方面的限制，使它们自成一类。
最小的操作系统运行在智能卡上，智能卡是一种包括一块CPU芯片的信用卡设备。它具有非常严格的运行能耗和存储空间的限制。有些智能卡是面向Java的，其含义是在智能卡的ROM中有一个Java虚拟机(JVM)解释器。Java应用小程序被下载到卡中并由JVM解释。有的卡可以同时处理多个Java小应用程序，这就是导致了多道程序设计，并且需要对它们进行调度。
智能卡是将具有存储、加密及数据处理能力的集成电路芯片镶嵌于塑料基片上制成的卡片。智能卡的硬件主要包括微处理器和存储器两部分.智能卡内部的微处理器多采用8位字长的CPU(当然更高位的微处理器也正在开始应用)。微处理器的主要功能是接收外部设备发送的命令对其进行分析后根据需要控制对存储器的访问。访问时微处理器向存储器提供要访问的数据单元地址和必要的参数。存储器则根据地址将对应的数据传输给微处理器最后由微处理器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操作。此外智能卡进行的各种运算(如加密运算) 也是由微处理器完成的;而控制和实现上述过程的是智能卡的操作系统COS。卡内的存储器容量由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储器RAM和电擦除可编程存储器EEPROM组成。其中ROM 中固化的是操作系统代码其容量取决于所采用的微处理器;RAM 用于存放操作数据容量通常不超过1 KB;EEPROM存储智能卡的各种信息如加密数据和应用文件等容量通常介于2 KB~32 KB之间(这部分存储资源可供用户开发利用)。
智能卡是硬件的便携部分，它必须借助于其它设备才能获取对某种显示设备或是网络的访问。这种设备通常称阅读器，阅读器使应用程序能够从智能卡接收或是发出命令。在市场上有许多种类的阅读器，其中最为流行的是serial、PCCard和keyboard模型。智能卡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与阅读器互通信，一种是接触智能卡：当智能卡前端的芯片与阅读器相接触时，两者之间才传递信息。另一种是无接触智能卡：这种信息传递通过天线来进行，省去了手工插入或拔出智能卡的动作。当卡靠近阅读器，信息就传递并自动进行读取。参考无线智能卡的读卡方式:系统由卡、读卡器和后台控制器组成。目前较为常见的是RFID被动式标签。其中没有内部供电电源，内部集成电路通过接收到的电磁波进行驱动，这些电磁波是由RFID读取器发出的。当标签接收到足够强度的讯号时，可以向读取器发出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ID号（全球惟一代码），还可以包括预先存在于标签内EEPROM (电可擦拭可编程只读内存)中的数据。(另外可参考:系统由卡、读卡器和后台控制器组成。工作过程如下：读卡器将载波信号经天线向外发送；卡进入读卡器的工作区域后，由卡中电感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接收读卡器发射的载波信号，卡中芯片的射频接口模块由此信号产生出电源电压、复位信号及系统时钟，使芯片激活；芯片读取控制模块将存储器中的数据经调相编码后调制在载波上，经卡内天线回送给读卡器；读卡器对接收到的卡回送信号进行解调、解码后送至后台计算机；后台计算机根据卡号的合法性，针对不同应用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
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
，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古代的中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封闭性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后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逐步积累，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缺德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黄仁宇教授的这番话很是精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在没有满足自己基本温饱的情况下，还有足够的心思去读书；如果要读书，读好书，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去钻研，而在学习的时候，是无法分神去做其他谋生的行当的。很少有人能将学习和谋生同时进行，虽然现在的社会上有很多在职教育和自学，这和我刚才提出的观点相矛盾，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些在职教育和自学中出来几个学问大家？这些都在职和自学的人，更像是在修复自己的知识系统，而不是在向深层次的挖掘。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在有些条件不好的家庭，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希望”。自己无法实现的，就希望能创造条件能让孩子去尝试，其实是圆的自己的梦。这是无私，还是自私？孩子从小就担负着“回报”的思想，努力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不辜负父母。这样的学习是功利的，缺乏创造性的。而且一旦这种观念一代代传下来，对孩子的思想就会形成桎梏。条件不好家庭出来的人，在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后，首要的是照顾自己的家庭，好像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遭到家族的谴责。“光宗耀祖”是做到了，那么自己独立的理想在哪里？人们无法去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因为它累计了几千年，而是能跨越各种地域。于是，他们只能去用同样的思想去教育自己的后代，在这样期待后代保持和自己统一的思想挂念的情况下，变态地印证自己所作所想的是由正当理由的。另外，陈世美之所以遭到世人如此唾弃，原因之一在他喜新厌旧，但是古代抛弃糟糠之妻的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拿陈世美当典型？我认为，陈世美抛弃秦湘莲，先把道德上的正确与否抛开，他的做法已经破坏和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回报价值体系，所以传统的道德体系对陈世美展开强大的反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主义思想
呢？它又属于哪个时代呢？如果假设中国和印度雅利安印度思想之间曾经有过直接的联系是件极为或然的事情，那么它们两者共同拥有并且保持下来的东西必然是一种属于原始神秘主义思想的东西。如同我们已经确定但是无法证明的一样，原始人的思想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都是相同的。今天还存在着的原始民族还生活在与他们先民同样的世界观中。史怀哲博士的这段话，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他当时对非洲的考察，看到尚且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在思想方式和思想范围上有较大的相似性，比如食物和图腾崇拜。这些是原始社会的特征，从反证的观点看，如果某部落突破了这种相似性，那么他就不属于原始社会了，而我们讨论的范围只是原始社会。
印度雅利安和中国思想可以追溯到极为远古的时期，两者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当中原始的思想成分与其他思想不同，并未被剔除多少，也并未停止继续发展。而且原始思想的成分并不是简单地被保存下来，而是得到了发展。所以这就导致了雅利安印度和中国思想中，在可追溯至远古的自然思想方法外，还存在着由原始神秘主义发展而来的神秘主义思想。意即包括思想和它发展后形成的新思想，两者是同时存在的。
存在一种原始的神秘主义?它是什么样的？原始神秘主义，泛泛地说意味着人们并不像宗教信仰一样(保持和超自然的距离并顶礼膜拜)，相反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并试图去接近它。(宗教中人对神是敬畏的，人永远不可能变成神；而在原始神秘主义中，缺少这种敬畏，认为人是可以接近神，变成神，甚至是超越神的。)在高级的神秘主义中，人们认为本身的本质与普遍存在的本质有着一致性。所以他们要通过与永恒的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来体验自身的存在。人们自身和本质和其他的外物的本质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事一样的？因为我们观察所看到的和经验判断的结果而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观察的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是否开始就存在偏向性和确定性，更不要说屡屡误导我们的经验了。原始社会阶段的人们无法证明这些，他们只能通过神秘主义这种方式来解释原因，并作为自己主张的理论基石。久而久之，真正的基石并不明确，而最开始的楼层却被人们认为就是基石。
原始人，包括今天的那些，不仅相信存在鬼神，还认为存在一种超越这些一切之上的，非人格化的力量，这在宗教学上用一个美拉尼西亚语词汇“超自然力mana”来命名。它并不是指一种支配世界变化发展进程的强力。因为原始人还没有产生存在的总体性的观念，也还没有去面对自然现象变化发展的问题，但他们认为，如果能成功推动这种力量，它就能产生作用。这或许就是原始部落祭祀神灵的原因，希望能推动这种力量的出现。根据原始人的信仰，人如果懂得必须的有效魔法仪式就可以和神力产生关联，从而获得超自然的力量。这种最古来的魔法神秘主义不是公有的精神财富，而是魔法师、萨满巫师以及医生们的秘传，只有这些人才拥有关于具有神奇力量仪式的知识。他们守护自己的秘密，只有他们当中的人才能具有体验和神力合为一体的能力，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仅仅是一种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在今天的原始人当中，能够达到某种超自然能力的魔法仪式仍然是有那些专门属于能够得到秘传法术的圈子的人主持的(祭司)。
这种原始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像这样的对超自然的设想还不能构成宗教。对于宗教，即使是原始宗教，也需要通过人进入超自然的关系来确定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在原始神秘主义中是不存在的。它是以人面对超自然的全然非精神话的行为为前提的。人感觉不到对超自然的敬畏，相反还想能够驱使超自然力量，甚至敢于去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类似于虔诚的东西在原始人那里也是没有的。我是一个至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说在精神上和原始人有很多类似之处，有些情况下，我确实会自然产生一种希望自己拥有超自然力量的想法。我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更不要谈对人生的虔诚。那种希望变得强大的神秘主义，与人们对世界和自身存在的思索(比如宗教)是两码事，前者只是需要获得超自然的能力，而后者则是认识存在的某种世界观。
非常奇怪的是，在印度思想中存在
的两大潮流在中国思想中一样存在。以自然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比如《易经》(变化之书)《书经》(文献之书)《诗经》(诗歌之书)以及《礼记》(习俗之书)中都有体现。这些文件展示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精神生活。在他们的基础上产生了Konfucius(公元前551年-479年)的学说，即我们所说的孔子。与我们在吠陀赞歌中看到的古印度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思想相比，中国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成熟的，并且有着非常鲜明的伦理学的特征(君臣父子长幼)。这当然和中国至少在吠陀赞歌产生的1000年之前就有非常繁荣的文化有关。另外印度不得不接受一种外来的文字(闪族文字)，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自己的文字。
印度神秘主义中的内容与婆罗门合为一体对应于中国思想中有关与道合为一体的神秘主义。这些见于老子(公元前570年-490年)的《道德经》以及列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和婆罗门神秘主义一样，道家神秘主义也是成熟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它已经和后世任何一种神秘主义哲学一样完善和深刻。道和婆罗门一样，被视为是存在的根本原因。但道并不像婆罗门那样是纯粹的、不变的永恒存在，而是被理解成为在一切现象中起作用的力量。另外，道家的神秘主义也没有像婆罗门教那样走向对生命和世界的否定。他们只在这样的程度上拒绝世界：人不应该影响自然(无为)。
婆罗门教和道家都提倡无为的原则。婆罗门教从对生命和世界的否定出发，而道家选择了一个奇怪的内部充满矛盾的立足点：一方面他们对生命和世界肯定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又放弃对客观世界的应有的影响。古印度和古中国思想的又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个中包含的古老思想以不间断的方式延续着。它们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只是按照它们当中本来的因素继续发展着。(道家思想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如果改变，还是不是道家？)伊朗思想的发展由于查拉图斯特拉给予了它一个新的方向而受到影响。同样的，先知们使犹太思想改头换面(基督教/天主教)。在希腊哲学中，人们完全的重新树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它与以往的毫无关联。如果一定要谈当下思想发展的状况和原始思想之间还存在关联性的可能，那么就只能在古中国和古印度思想当中找寻了。
在古中国和古印度思想中存在许多让人惊讶的事实。在以自然方式对待世界和以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的出发点的思想之外，两者又都是非自然的思想，又包含了一种遁世的神秘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平共处。那种自然的思想方法是民众的，另外那种非自然的思想方法尽管提出了胜过自然主义思想方法的要求，但仍然只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为什么在这两种思想中会在自然思想旁边产生出非自然的思想，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的世界观下而出现遁世的思想呢？好比一个人教导别人要积极，而自己却同时有着消极逃避的观点。这岂不是很矛盾吗？为什么会在同一个人，同一种思想上出现这样的矛盾？
而且这还是一种非常古怪的遁世思想。希腊思想在它的后期发生了转变，开始背离其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观，因为它失去了证成以及坚持这一观念的信心，并开始怀疑世界。而婆罗门教和道家的神秘主义却是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法遁世。它并没有因为认识到无法证成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的世界观而放弃现实世界，而是寻找了存在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层次的高尚存在。他们并没有消极的放弃，走向于现实社会的对抗面，而是希望将精神寄托在一个现实社会之外的“超越层”，这确实也是一种奇特的遁世方式。所以说婆罗门教和道家并不是对现实绝望，而是不想理会现实社会，因为他们对现实世界并不感兴趣。
为什么会产生超越现实世界的高尚存在的思想，并使人们自豪地采取一种弃世的态度呢？如果解释人为什么不愿意去理会现实世界的问题呢？人们也许会想，古中国和古印度思想如此相似的事实和对应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迄今为止完全没有过去过问它们，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之间的任何亲缘关系(远远不是西天取经那么简单，而是两种古老文明各自不断发展却有相似结果的现象)。人们只有从它们最基本的立足点出发，才有可能理解婆罗门和道家神秘主义产生和本质，并试图寻找上面矛盾的解释。
人们还一直想把老子的与道合一的神秘主义和婆罗门教徒与婆罗门合为一体的神秘主义思想理解成一种构想出来的哲学体系。但是要弄清楚他们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以及如何发展到这一地步的，却怎么也不可能。必须要弄清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促使他们放弃了面对现实世界的自然行为，而选择遁世的态度。然后就是关于这种非自然的思想是怎样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自然产生的吗？)。他们的神秘主义思想从其形式和方法上都给人一种感觉：这不是他们自己创造，这只是对一种已经有了的东西的再发展。并且婆罗门和道家神秘主义之间具有如此奇怪的亲缘性的事实也只能通过猜测两者是从某种共同的早期神秘主义思想发展而来的来解释了。所以，现在的新问题是了解中国和印度古代神秘思想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
《物种起源》之后，德国的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指出了“个体重复发展”现象。他的意思是，一个胚胎(个体)重复物种(个体)的演化。换句话说，在卵子受精之后，一个人类的卵子在成为人类婴儿之前，经过了是鱼、是猪或其他物种的阶段。现代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粗略的的简化说法，不过这个说法的内部包含有真理的成分。在计算机产业中有类似的情形。每一个新物种(大型机/小型机/个人计算机/嵌入式计算机/智能卡)似乎经历着它的前辈经历过的发展过程。
第一台真正的数字计算机是英国数学家Charles Babbage(1792-1871)设计的。尽管Babbage花费他几乎一生的时间和财产试图建造他的“分析机”，但是他始终未能让机器正常的运转，因为它是纯机械的，他所在的时代不可能生产出他所需要的高精度的齿轮和轮牙。Babbage认为他的分析机需要操作系统，于是雇用了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一名叫Ada Loveplace的年轻妇女(她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Byron的女儿)。程序设计语言Ada则是以她的名字为命名。
第一代计算机是在1945年-1955年间出现的，它们最初使用大规模的机械继电器，运行非常缓慢，后来被真空管取代。这些机器极为巨大，有成千上万根真空管，充满整个房间。同一个小组的人设计、建造、编程并维护一台机器。所有的程序设计是用纯粹的机械语言完成的，常常连线到插件板上以便控制机器的基本功能。通常的操作方式是程序员提前在墙上的机时表上预约一段时间，然后到机房中将他的插板放到计算机中。在此期间，他必须得祈祷几万根真空管没有任何一根出现问题(被烧坏)。后来插板被穿孔的卡片取代。此时计算机主要应用于数字运算。
第二代计算机(1955年-1965年)由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晶体管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状况。计算机变得很可靠，厂商可以批量的生产并销售给最终用户，用户也可以指望计算机长期的运行。此时，设计人员，生产人员，操作人员，编程人员和维护人员之间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些机器被称为大型机(MainFrame)，被放置在有专用空调的机房里，由专业的人员操作。为了提高机器效率，批处理系统(Batch System)出现了。它首先会一次性收集程序员们的需求，然后输入执行运算的计算机系统，等到运算结束后，再批量的将运算结果输入。这一代计算机主要应用于工程运算，比如接微分方程。
第三代计算机(1965年-1980年)采用了集成电路和多道程序设计的思想。IBM公司的OS/360采用了小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当时的主流机型，与上代计算机相比，在性价比上有较大的提高。它们满足了当时大多数客户的需求，同时也使得第二代计算机几项关键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多道程序设计(Multiprogramming)。在上代的计算机系统中，如果当前作业因等待磁带或其他I/O操作而暂停时，CPU只能去等待该操作的完成。这样就必须采取措施提高CPU运行效率。解决方案是将内存划分为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存放不同的作业。当第一个作业等待I/O操作完成时，CPU转而去处理下一个作业。如果主存中能存放足够多的作业，那么CPU的效率将达到100%。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内存中同时存放多个作业需要特殊的硬件来对其进行保护，以免作业的信息被窃取或受到攻击。多道程序设计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分时系统(timesharing system)的出现。分时系统中最著名的是MULTICS(MULTiplexed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ervice)，通用汽车，福特和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使用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关闭他们机房中的MULTICS。
目前，公用计算服务系统的概念已经被遗弃，但是这个概念是可以回归的，以大量的，附有相对简单的单用户机器、集中式的网络服务器形式回归。在这种形式中，主要工作将在大型服务器上完成。而回归的动机可能是多数人不愿意管理日益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宁可让那些运行服务器公司的专业团队去做。现在来看，Tanenbaum的预言有了初步的实现的迹象，比如近年来非常火爆的云计算/云存储等概念。
第三代计算机另外一个主要进展是小型计算机的崛起，以1961年DEC的PDP-1为起点。Ken Thompson，一位参加作MULTICS开发的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在一台PDP-7上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单用户版MULTICS，即后来的UNIX。这是计算机操作系统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
第四代计算机(1980年至今)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迎来了个人计算机时代。Intel在1974年推出8080处理器，后来Kildall受邀在上面开发了CP/M操作系统，该系统当时大受欢迎，Kildall取得了专利权并成立了Digital Research公司持续开发该系统。80年代IBM公司找到Bill Gates，请他推荐一个能在PC上运行的操作系统，Bill推荐了CP/M，但是Kildall并不热心与IBM的合作。最后IBM回过头来找Bill Gates，询问他是否可以接受开发操作系统的任务。Gates把握了这个历史上最好的机会，收购了西雅图一家计算机制造商(DOS)，改名为MSDOS并与IBM PC捆绑销售，最后大获成功。而Kildall坚持硬件要为自己的CP/M所兼容，不愿意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导致CP/M在市场上迅速消亡和被MSDOS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网络操作系统和分布式操作系统的雏形。网络操作系统与单机操作系统没有本质区别，它需要一个网络接口控制器以及一些底层软件驱动它，同时需要一些程序来进行远程登录和远程文件访问，但这些附件内容并未改变操作系统的本质结构。相反，分布式操作系统是一种传统的单处理操作系统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它实际上是多个处理机组成的。用户不知道他们的程序在何处运行或他们的文件存放在何处，这些是由操作系统自动和有效的处理的。真正的分布式操作系统不仅仅实在单处理机操许系统上增添一小段代码，因为分布式系统和集中式系统有本质的区别。分布式系统常允许一个应用在多个处理机上运行，因此，需要复杂的处理机调度算法来获得最大的并行优化。网络中的通信延迟往往导致这些算法必须能适应信息的不完备、信息过时甚至信息不正确的环境。这个单处理机操作系统完全不同，对于后者，操作系统掌握这整个系统状态的完全信息。
谈到印度思想，我们习惯于理解的是在
印度定居的雅利安人。这些人在公元前1500年就从西方开始向印度河流域迈进，后来又占领了恒河以及亚穆纳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雅利安(梵文ayra，古波斯文ayria)，高贵的意思，是对中亚地区、波斯和东伊朗地区的印度伊朗人的称呼。从新近的一些考古发掘中获悉，印度北部的原著民曾经拥有非常灿烂的文化，然后它并未流传下来。可以推测出的是，当时的原著民已经拥有比后来的雅利安侵略者更为先进的文化。首先这些古印度人在公元前5000年时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它们和中国的汉字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几个世纪后，他们才开始使用文字。但是由于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所以他们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文化必然与原著民已经相当发达的文化发生碰撞，并成为主流。(根据wiki上的资料，雅利安人最早发源于俄罗斯南部的乌拉尔山脉附近的游牧部落，为了不断寻找牧场和水源，他们开始四处迁徙。开始时候到达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后来东欧的雅利安人继续迁移到南欧，西欧和北欧各地。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伊朗高原，还有一部分继续向东迁移，到达先进的印度北部，与当时印度北部的达罗毗荼人发生战争，600多年后雅利安人打败了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在北印度建议了王国。这时估计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也就是史怀哲先生在书中记录的年代。可以想象入侵的游牧民族当时在文化上是没有原著民先进的)
而南亚次大陆南部诸国的各民族则不同，他们并没有收到雅利安人的统治，所以原著民的精神生活还是得以保持。于是他们的思想和印度雅利安人的思想发生交流，受到他们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去影响他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原著民的精神生活，并且能够确定，它的伦理思想比印度雅利安人的要更自然更生动，从它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文化的影子。
如果我们审视为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印度雅利安人思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同一的。它内部包含了两种思想成分：一种是以自然的方式来面对生命和世界，对生命和世界持肯定的世界观；而另一种本质上则属于构筑在对生命与世界的否定基础上的神秘主义哲学。这种神秘主义是以与婆罗门(Brahman，梵，原意是祈祷和增大的东西)何为一体的思想为基础的。婆罗门被理解为纯粹的，不变的，永恒的存在，而由此产生和消亡的，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只不过是一个现象而已。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将种姓分为四种瓦尔那，最高级的是婆罗门，从事教授吠陀经、祭司和接受奉献这三种工作。享有诸多特权，如不可受到处罚等。其次是刹帝利，与婆罗门共享“管辖一切生物”的权利。他们是战士和统治者，掌握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但被完全排除在完成的司祭活动之外，因此不具有宗教上的权力。此外，负有保护婆罗门的责任。第三级是吠舍。农民和牧民，任务是生产食物和提供各种祭品。可从事农耕，商业，畜牧和放贷的工作。最低级的是首陀罗，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负责提供各种服务。还有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们被排除在种姓体制之外。《梨俱吠陀》中所描绘的瓦尔那阶序为，婆罗门是人的嘴，刹帝利是人的双臂，吠舍是人的大腿，首陀罗是人的脚。贱民被排除在人的身体之外。
其中以自然的方式来对待人和世界的思想属于民众，而与婆罗门合为一体的神秘主义思想(梵我合一)则属于婆罗门教士阶层的思想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不是不成熟的，相反就其形式上达到了非常完善的阶段。印度雅利安人的民间思想我们可以从吠陀赞歌中了解到。从中可以看到，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古老的时代就生活在自身存在的质朴的愉悦和自然的证实中。他们向赞歌中讴歌的神灵乞求成群的牛马，诸事顺利，获得财富，赢得战争和长寿。婆罗门神秘主义的基本思想见诸《奥义书》(Upanischad’s)中。
吠陀经(Veda)中的吠陀是知识的意思，它由很多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是《梨俱吠陀》(Rig-Veda)，它包含1028首赞歌。在吠陀赞歌中被歌颂最多的是阿哥尼(Agni)，印度教的太阳神、因陀罗(Indra)和伐楼拿(Varuna)。吠陀经的其他部分《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h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从形成年代上都比《梨俱吠陀》要晚。从它们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它们形成于雅利安侵略者达到恒河地带的时候。而《梨俱吠陀》中的赞歌则只涉及了印度河及其最大支流的流域内容。《娑摩吠陀》包括585个独立唱段的唱词，它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宗教歌曲集。由于当时还没有乐谱，所以最著名的唱段唱词必须连同曲调一起记忆和表达。《耶柔吠陀》包括各种祭祀的重要礼仪和仪式。《阿闼婆吠陀》则是按照最早的拜火教士群体阿闼婆的名字来命名的。这是与查拉图斯特拉的拜火习俗相对应的，其中还有非常古老的以歌曲形式表现的咒语和誓言。奥义书是从一个动词“在某人身边坐下”派生而来的。它的意思是“可信的话语”。《奥义书》是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50年之间产生的对四部吠陀经的解读，它被看成是吠陀经中暗含的奥义的某种秘密的揭示，实际上指的就是与婆罗门何为一体的神秘主义。《奥义书》之前还有涉及祭祀用语的意义的知识的《梵书》和《阿兰若书》(又译《森林书》，意思为从林中产生的观察)。四部吠陀经、《梵书》、《阿若兰书》和《奥义书》被看成是神圣的神意显现，并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口头传诵。
雅利安印度人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了一种闪族人的字母(这可能与他们从伊朗高原迁徙过来有关，因为古波斯语属于闪米特语系)，这些可以从腓尼基人(北非的闪族人)的铭文以及摩押国王米沙的著名的石刻文字上可以见到。印度雅利安人古代的重要文献使用的语言是梵文，这是一种和古波斯语有着亲属关系的语言。今天它在印度的地位就相当于拉丁语在中世纪的地位一样(一种属于学术和宗教的专门用语)。婆罗门的思想世界被欧洲所认识首先是通过OUPNEKNAT。OUPNAKNAT这个词是通过肢解《奥义书》而获得的，在1656年被穆罕默德.达拉.沙科王子翻译成波斯语的60篇文章的《奥义书》节选本。
操作系统执行两个相对独立的任务
:1)扩展机器 2)管理资源。一般程序员并不想涉足硬件编程的具体细节，程序员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磁盘的情况下，典型的朝向是包括一组已经命名文件的一个磁盘。每个文件可以被打开或读写，然后读写完毕，最后被关闭。诸如记录是否应该使用修整的调频记录方式，以及当前电机的状态等细节，不应该不出现在提供给用户的抽象描述中。于是，操作系统为程序员隐藏硬件的实际细节，并提供一个可读写的，简洁的命名文件视图。它屏蔽了磁盘硬件，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面向文件的接口，操作系统还隐藏了大量与中断，定时器，存储管理以及其它与低层特征有关的细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操作系统索提供的抽象都比底层硬件所能提供的更简单和更易于使用。从上述角度看，操作系统的作用是为用户提供一台等价的扩展机器(extend machine)或称为虚拟机(virtual machine)，它比底层硬件更容易编程。概括来说，操作系统提供各种类型的服务，程序可以通过使用称为系统调用的特殊指令来得到这些服务。
上面把操作系统作看作向用户提供基本方便接口的概念，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观点。按照另一种从下而上的观点，操作系统则用来管理一个复杂系统的各个部分。现代计算机包括诸多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的任务就是在相互竞争的程序之间有序的控地控制对处理器，存储器以及其他I/O设备的分配。当一个计算机(或网络)有多个用户时，管理和保护存储器，I/O设备以及其他资源的需求变得强烈起来，因为用户可能互相干扰。另外，用户通常不仅共享硬件，还要共享信息(文件/数据库)。简而言之，操作系统的这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任务是1)记录使用资源的情况，2)对资源请求进行授权，3)计算使用费用，4)为不同的程序和用户协调互相冲突的资源请求。
资源管理包括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复用(共享)资源: 在时间上复用或在空间上复用。当一种资源在时间上复用时，不同的程序或用户轮流使用它。先是第一个获得资源的使用，然后下一个，以此类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处理器和打印机。当一种资源在空间上复用时，每个顾客都得到资源的一个小部分，从而取代了顾客排队。例如，通常在若干运行程序之间分割主存，这样每一个运行程序都可以同时驻留在内存。假设有足够的内存可以存放多个程序，那么在内存中同时存放多个程序的效率，比把所有的内存分配给一个程序的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一个程序只需要内存中一小部分的时候。当然，如此的做法会引起公平，保护等问题，这都有赖于操作系统去解决。
写到这里，我想起前些天看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明朝内阁。如果把嘉靖皇帝看做是用户，百官臣民看做是底层各类硬件，那么内阁就有类似操作系统的作用。首先从用户态，就是从嘉靖的观点来看，管理内阁的几位大臣，远远比直接管理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的官民要容易。这些大臣就如同系统中的各项服务，皇帝可以用圣旨(系统调用)的方式来要求各项服务。对付皇帝而言，内阁就是所有资源的缩影(虚拟机)，是方便统治的工具。那么从硬件态，即从普通官民的观点来看，内阁必须要处理好各个地方的资源计划及调配，解决各类争抢的冲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在资源分配方面(用人)就因人而异: 比如海瑞这样清廉正直的官员，哪个地方问题比较严重，就派到哪里。问题解决后，再去其他的地方，这是时间上的复用；又比如有一个总督，他的工作就是处理各地的公文。这些公文由各地先呈报给总督的文书，然后文书再转交给总督。假设总督是处理器，那么文书类似于内存的作用。如果文书规定每天只收一个县或一个州的公文，那么就要乱套了；文书只能尽可能多的收集起来，请总督批阅，当然，如果这个文书做的好，他甚至可以帮助总督排好事情的优先级再送呈。总督不一定能在当天批阅完所有的公文，但是比起每天只批阅一个县的公文，(处理器)效率何止提高了百倍。这就是文书的空间复用。看来，历史知道多了，对于再次深入了解计算机系统也是颇有好处的。
北宋时期的猛将狄青，喜欢在战斗中披头散发
，戴一铜面具。在对西夏和平定广西侬智高的数次战役中，狄青战功累累，威名远播。据记载，在狄青率领大军打败侬智高并进驻邕州(现南宁市)时，宋仁宗狂喜之下说道“速议赏，缓则不足以劝矣”。狄青升至枢密使，这是宋朝武将中最高的官衔，当时可谓位极人臣，显赫一时。可是在四年后，狄青被迫引退，并被外放到陈州(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任知府。一年后在“惊疑终日”中郁郁而终，年近四十九岁。为何一代名将落得如此下场？千军万马之前都未胆怯退让，为何在高官厚禄的优裕中却终日“惊疑”？这还得从仁宗庆历新政失败说起。在狄青出任枢密使的十年前，由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发起的庆历新政极大触动了旧官僚势力的利益，最后在强烈的反对之下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称为庆历党人，他们不是遭到排挤，就是被外放。著名的《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在这个时期写下的。狄青是在宋朝与西夏李元昊战争中，受到韩琦和范仲淹赏识和提拔的，即有所谓的知遇之恩。范仲淹更是倾力培养，甚至亲自送给狄青《左氏春秋》，期待他成为宋朝的吕蒙。新政失败后，虽然范仲淹在朝中失势，但他培养出来的狄青仍然是当时北宋对付西夏的关键人物，所以狄青并未受到党争的影响，甚至因为军功的累积而不断晋升。在平定广西升任全国最高武官后，那些当初反对庆历新政的人发现狄青已经成为最大的威胁。他受到皇帝的宠信，手握全国的兵权，他有足够的机会和足够的权力去为恩师和朋友范仲淹等人去翻案。想到这里，这些人意识到必须将狄青整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狄青有反意，“以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于国家不便”，这是皇帝们最忌讳，尤其是宋朝皇帝最忌讳的。因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原本就是武将出身，后来因黄袍加身而荣登大宝。先例一开，难说后面就没有武将依葫芦画瓢。于是，谣言就出来了，什么狄青家里的狗长出了角，狄青在什么什么地方穿了黄色的龙袍，件件事情都有鼻子有眼，由不得不信，尤其是在迷信的古代。传的人多了，传的次数多了，谣言就变成了证据，皇帝由开始的不信变成将信将疑，狄青的日子就变得不好过了。据说狄青在任陈州知府时，朝廷每半个月就派人前往仔细查问一次。当时南方已经安定，辽国与宋朝多年和平未战，西夏也在多年与宋朝的战争中大耗元气，无力发起强大的攻势。狄青已经不再是当初不可获取的人物了，他是被为是庆历党人的同伙和对皇帝构成威胁的人而必须被铲除。狄青读范仲淹送给他的《春秋》应该也有十几年了，不要说非常理解，至少也是熟读多次了，他知道主君疑心是多么的可怕，他过去显赫的军功都成为现在沉重的精神负担，“终日惊疑”就是可以想象的情形了。明朝文人杨维桢有诗叹曰: “宾州海月光团团，剑花火树烧烂斑。将军如内客未散，捷书已夺昆仑关。当时谏官疑武士，岂知办贼遽如此。於乎！铜面将军今岂无，世无承相庞公甘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