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有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
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里的哥舒就是唐朝名将哥舒翰。安史之乱时，哥舒翰奉命接替封常清和高仙芝镇守潼关。据史料记载，封常清和高仙芝因为不肯贿赂监军边令诚，遭到边令诚的诬告“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陜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最后两人被唐玄宗处死。封、高二人在唐军中战功赫赫，名望极高，玄宗如此之快的处决两人说明他又急又恨的心情已经到了极点，而封、高制定的扼守潼关坚守不出战略根本不合玄宗的心意。我不认为唐玄宗和他的大臣们都是愚笨无知之人，在斩杀两位大将后必然会暗暗后悔，对形势重新进行评估。姑且不论他们的分析结果如何，但是至少开始时急于反扑的心理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哥舒翰带病去潼关上任，他是赞成前任防守待援的策略，我认为以他的经验，他在上任前势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向玄宗奏报一些自己对局势的分析和建议。此时玄宗也不可能拿着封高二人的事情来威胁帮助他守卫京师的哥舒翰，更可能是好言安慰和鼓励，所以，甚至很有可能哥舒翰从玄宗那里已经得到了某种授权和保证。后来，哥舒翰上任潼关后，据说受到杨国忠的屡屡催促，而“被迫”出兵进攻叛军。我觉得是不是“被迫”值得怀疑。杨国忠被认为是大大的奸臣，那么是不是奸臣所有的意见和建议都是错的呢？会不会有人故意把责任都推到杨国忠身上，而忽视作为三军主帅哥舒翰的责任呢？哥舒翰作为潼关守将，即便要调动大军进攻叛军，也必须做好各项准备和突然事件应对措施。当进攻不顺的情况下，守城部队还是有能力将地势险要的潼关保住的。据记载，哥舒翰在出征前料到此行必败，挥泪于军前；而出征后，哥舒翰在黄河船上看到对手崔乾佑人数较少，下令全军冒进追击，最后中埋伏被全歼于灵宝附近的山隘之中，哥舒翰本人也被俘虏。哥舒翰为什么要冒进？而且潼关到灵宝一线的地形十分复杂，四处是山，很容易设伏。久经战争的哥舒翰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式用二十万大军追逐四千敌军？难道因为他要兑现出事前“必败”的诺言？结合哥舒翰被俘后立刻投降安禄山，这是不是哥本人的一种阵前投敌的预谋？哥舒翰如果真的是忠于唐玄宗，而且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必须出征，也考虑到出征失败可能性较大，那为什么不能事先做好一些善后的措施，比如进攻保持缓慢的节奏，同时争取等待各处的援军，或者安排足够的兵力防守潼关？潼关是长安唯一的屏障，哥舒翰怎么可能不知道丢了潼关的后果是什么呢？即使被迫进攻叛军失败，只要能守住城等到援兵，局势就会有起色，这些哥舒翰应该都能想到。真相已不可考，大部分的失败责任都被认为是唐玄宗和杨国忠的急进，而哥舒翰的临场错误指挥和变节投敌却鲜有提及。我无意为杨国忠正名，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题目中那位传说中的唐朝名将。
鲁庄公十年春，曹刿的指挥鲁国军队在
长勺(现山东的莱芜)击败了来犯的齐国军队，史称“长勺之战”。此役成为各国军事史上经常出现的分析案例。指挥官曹刿的“一鼓作气”理论普遍被后世认为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一口气把事情做完。那么齐鲁长勺之战，鲁军获胜的原因是否就是鲁军只敲了一通鼓，所以劲头比齐军更大导致最后获得战役的胜利？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古代打仗的时候，双方都死死憋着，就等着对方“二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才敲自己的第一次战鼓？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鲁军能获胜的首要原因是齐军的轻敌。当时正值齐桓公刚刚继位欲报鲁国支持公子纠之仇，齐国势力向来远远超过鲁国，所以讨伐鲁国并获取胜利被大多数齐国人认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样的心态就滋生了轻敌的心态。长勺对阵之时，齐军连续敲了三通鼓，而对手鲁军没有任何反应，这也会让本来就轻敌的齐军更加骄傲，认为鲁军心存胆怯。而鲁军看到齐军步步逼近，一次次的鼓声让心理更加紧张，在生死存亡之际，一种弱者求生反抗的本能被曹刿的第一通鼓给激发出来；齐军没有料想对手的心理的变化导致战斗力陡然增强，失败就成定局了。其次，春秋时代诸侯之间的战争地点多为平原(莱芜即属于平原地貌)，通过战车和步兵的列队冲击进行较量。由于战车较为笨重，无法灵活的转向和调头，需要战车和步兵队形的整体配合才能减少上述的劣势，这就对阵型和纪律要求非常高。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战车和步兵走一段路后，指挥官会敲鼓来指示大队人马重新站好位置，然后再继续前行，继续敲鼓站位，直至与敌军接触。并不是如果我们在电影里看的，某位主帅把战鼓一敲，所有的战车拼命向前冲。实际上古代的战车和步兵配合前进是比较缓慢的。齐军数量超过鲁军，如果双方打混战对攻，齐军会以数量的优势战胜鲁军，这点曹刿肯定在事先料到了。那么当对方进攻时，鲁军保持一个防守的阵型，即无论面临多少齐军，只要不被合围，在单点上鲁军和齐军是一对一的，这样子就削弱了齐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最后，我认为鲁军取得胜利有很大侥幸的成分。“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曹刿对实力明显较弱的鲁军很快打退齐军感觉有些意外，他甚至不敢相信齐军真败，“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直到他看到齐军撤退混乱，才确信已经取得胜利。当时的情形，有可能是齐军前锋受挫，仍然还有机会以人数的优势歼灭鲁军，只不过齐军没有料到鲁军的反击如此坚决，全体都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以致后来整体溃败。所以鲁军能赢得此战，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定的侥幸。说到这里，我对“一鼓作气”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这个词用来说明把握正确的时机，做出最佳的选择。无论是敲第一通鼓，还是第二通第三通，只要是在最有利的时候发出行动，那么就可以取得好的效果。人的干劲最大，可是做事情的时机如果不是最好，那么想把事情完成的成功率也不大。所以，现代意义的一鼓作气更像是一种误解，一种自信的，美好的主观愿望。
位于晋北的宁武关，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
位置非常重要。它背靠芦芽山，东南面是忻州盆地，北面是朔州盆地，西面是晋西高原。如果占领了宁武关，可通过朔州盆地直指重镇大同，或者东南而下占领忻州盆地攻击太原。如果讲防守，那就是说要守住太原或大同，宁武关是绝对不能丢的。这些是我通过谷歌地图的分析结果。据史料记载，宁武关于明朝成化三年建成，为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隘。《边防考》说：“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世。”后来明朝历代皇帝均在此处囤积重兵并且逐年屡次加固城墙。山西地貌多山，可以耕作的土地较少，且集中于几个盆地地区。古代的游牧民族想要掠夺这几个相对富饶的地区，往往也要竭力先攻占领宁武。宁武重要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具有异常悲壮的传奇色彩。
李自成在甲申年初的山西战场所向披靡，对手要么主动投降，要么是不堪一击。而在宁武关，李自成遭遇到守将周遇吉最顽强的抵抗，破关时李闯军队付出伤亡十万多人的代价。在俘虏周遇吉后，李自成命令将周挂在旗杆上乱箭射死，另外将周妻刘氏二十多位女眷一并烧死。最后李自成下达了屠城的命令，宁武关遭遇灭顶之灾。一向以收买民心为主的李闯部队，为什么执意要选择野蛮的屠城？难道只是因为李自成当时的愤怒吗？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李自成的军事力量处于其巅峰时期，而突然遭受如此顽强的抵抗，还损失惨重，这些事情降低了军队的士气和心气。屠城可以作为一种在最短时间内使军队心态突然再次冲向高点的有效手段。杀人的快感可以让士兵们变得更加嗜血和凶暴。李自成这个时候已经决定要进攻北京，他需要保持战斗力不能下降。其次，屠城具有武力恫吓的作用，告诉其它的反抗势力，如果不合作，那么将得到毁灭性的下场。连宁武关这样的硬骨头都被毁灭了，说明李闯军队天下无敌，其它的明军必须得好好掂量自己。再次，据《明季北略》中记载“(闯)贼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了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李自成军队内部一部分人担心其它各镇的明军倘若都像周遇吉部这样殊死力战，那么按原计划攻打北京将非常艰难。假设李自成听取撤回陕西休息的建议，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形？各镇的明军马上会知道李自成攻打宁武关消耗巨大，可以集结发动反扑重新夺取宁武关。这个是李自成最不愿看到的。当时李闯军队如破似竹之时，已有部分的明朝兵将投降。这些人都是墙头草，唯有李闯不断胜利才能压住这些人，否则待到形式一变，这些人又会重新投降明朝攻击李自成军队。可以说，这是一群“欺软怕硬”的明朝军队。和明军作战多年，李自成非常了解这点。他没有退路，除了向外部表现得更为强硬，屠城就成了他方便的选择。客观的讲，效果还真的不错。后面的大同，宣城，居庸关各个军事明军重镇均不战而降。李自成部队到北京时人数不甚至足两万多人，据李天根在《爝火录》中记载：“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因为太监和明朝官员的主动开门投降，才能这只“小股部队”占领了北京。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李自成在北上进攻的赌博可谓大获成功。为什么连宁武普通民众也不放过呢？李自成不怕在“迎闯王”的百姓中造成负面影响吗？我认为，宁武关从成化以来，屯军和住民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甚至可能战时是兵，闲时是民那种双重身份。李自成无法逐一去识别，更担心这些人在李自成离开后再次聚集反叛，所以用了一劳永逸的法子，全都杀掉，不留后患。李自成和他农民军队，有积极和辉煌的一面，但是在宁武关的屠城是野蛮的，表现了当时他们思想中的劣根性。《罪唯录》中提到，李自成攻入北京时的两万军队中，还有很多缺胳膊少腿的士兵，据说就是在惨烈的宁武之战受伤的。虽然后续有其它部队陆续进驻北京，但是李自成的嫡系精锐部队由于在宁武之役消耗严重，在一片石战役中无法抵抗吴三桂和满清的联军。我认为李自成能占领北京是非常幸运的，而赌博不可用永远那么幸运，当李自成在占据优势时没有能审时度势，失去将优势转为胜势的机会，那么后面就难免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李自成后来在潼关兵败后，退走河南邓州时再次大开杀戒。邓州县志记载“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老弱尽杀之，壮者驱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关至襄、汉间，千里无烟。”再后来，当李自成在通山县被杀后，他的军队打着“为皇帝报仇”的旗号“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李自成和他的军队的杀戮习性，确实更像是一群横蛮的土匪，而不是真正想“劫富济贫”的农民军队。试想，受尽明朝酷吏压迫，颠沛流离过着日子的流民，突然发现他和他加入的群体具有强毁灭性的能力，其间的巨大心理变化势必会使得以流民为主的李闯军队有时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无法相信的野蛮行为。这是把双刃剑，李自成可以利用这种残暴去实现军事上的胜利。残暴一旦有了开头，再想收住和控制就变得非常难了。在北京的追账助饷，是这种残暴特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些都加剧了李自成的失败。
我很希望自己投身于冰冷的黑暗之中，索性
与黑暗融为一体。鲁迅说：“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蜷缩在黑暗角落的孩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仔细自我咀嚼内心的悲哀，才可以用更加班驳的感觉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梦。黑暗中，眼睛和耳朵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它们不能再用那些思维定势来左右我的大脑。我所认知的宇宙，是写在教科书上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印象。我在获得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正在丧失自己真正的思考。太多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社会化的人和所谓的习俗公义。这些外强中干的社会化产品，内心是浮躁的。我发现身边大多数人说话和沟通的时候，非常喜欢用肯定的定义语句。比如，如果不怎样，那么必定会怎样。很少想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许很多人要反驳我，做事情就是要强势，要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我并不认为“快刀斩乱麻”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普遍行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为什么不能把麻理清楚了？缺乏精神的能源，人就容易浮躁和迷茫，就不会快乐。社会化的快乐绝大多数来自人与人的交往，这种交往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也只有彼此真正的去理解和体谅，才不至于被浮躁或者“脾气不好”所击倒。对我来说，快乐在哪里呢？它存在于黑暗中，一种去物质化的自由思想即是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快乐，更像是社会思想传统和定势强加给我的某种幻觉和欺骗。我想上升，这些东西就愈发沉重，拼命的拽着我不放。我仿佛无法脱离社会化的定势和各种纷争，同时这种禁锢和不自由让我十分痛苦。身边有些人们认为我是“性情怪异”，可谁能真正理解我呢？社会化的种种压力，人世间的虚妄与苦难，人类的罪恶与绝境，使我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迷茫和苦闷。从理想的幻梦中，浮沉着走向幻灭，又走进深渊般的噩梦之中。实质上，我仍然依恋着梦，更是希望企图借助梦境来完成对自身困惑灵魂的探索。
1644年三月，吴三桂被崇祯皇帝封为平西
伯，奉命进京勤王。三月十三日吴军已全部进关，驻扎在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其中位于先锋部队的开平距离北京仅有160公里。如果按照急行军速度(5.5公里/小时)，每天行军8小时计算，那么先锋部队的每日步行的路程至少为50公里，需要三天半的时间即可达到北京战场，也就是在三月十七日晚到达。这还只是步兵，如果是骑兵，还会更快。三月十九日，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这里吴军还只是停留在现唐山附近。这只能说明吴三桂不是真心想去奉旨勤王，他在观望态势的发展。此时吴军总数不超过五万，指望靠这只部队去抵挡李自成士气正盛的十几万大军是不可能的。当时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精锐部队，只剩下吴军。即便吴军此次能守住京城，也面临着被李自成部队长年围城，且无任何外援部队的艰难战局。李闯破城已是定局了。既然料到是定局，那所谓的勤王就是形式。吴三桂是个颇有谋略的人，如果此时他派人主动向李自成乞降，首先他在李自成心中的政治资本就小了很多；其二在名声上也说不过去，毕竟吴氏是辽东“世受皇恩”的武将世家；最重要的是，吴三桂对李自成心存疑虑，自古以来“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必须得看看他进城后的执政方向是什么。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大量的明朝官员纷纷投奔李自成，深受明朝官吏压迫的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李自成俘虏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派人携带圣旨和吴襄家书去招降吴三桂。吴三桂虽然每天行军缓慢，但是必定会派出多人去京城各处探听情况。此时，李自成刚进北京几天，城内各处一片欢腾，军队对老百姓也还是秋毫无犯。看起来，这又是中国古老王朝的一次正常更迭。吴三桂在接到李自成的诏书后，考虑到父亲和家人的安慰，决定先答应归顺。我认为他此刻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皇帝都自杀了，勤王失去了意义；天时，地利均不占优势，去北京和李自成部队拼命那是自取灭亡；想投降满清，可目前吴军距离北京更近，如果李自成大军掩杀过来，那也是玩完。先答应李自成，暂且保住家人的性命，继续慢慢向北京进发，密切关注李自成发展的态势。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答应归顺李自成，并在行营所在地方(今河北省卢龙县)贴出安民告示，做出进京“朝见新主”的架势。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大概120公里的河北省玉田县。从卢龙到玉田约100公里，而吴军却走了四天。如此缓慢的进行速度，再次说明吴三桂谨慎观望的心理。而就在玉田，事情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李自成在进城的一周时间内，认为大势在手，对官僚豪绅的追账助饷银越演越烈。很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以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强取豪夺，甚至发展到不受李自成的控制。李自成这个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长远的打算和过人的魄力，更加要命的是，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明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忽视了对满清的战备。要不，他把最熟悉对满作战的吴三桂及其部队调到北京，而只派唐通带区区八千人代替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吴三桂何等聪明之人，短短数日，已将李自成看的清清楚楚。李自成对明朝官僚豪绅的强力逼迫，必然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对满战略上的失误，必然会让满清有机可趁；他连自己的部队都不能完全控制，那么他的种种承诺，吴三桂还能信吗？那么吴三桂该何去何从？
用这五万人马南下去南京，那得穿过李自成重兵驻守的河北或山东。长途跋涉，恶战连连，而部队没有任何后勤和补充，估计还没有到南京就被李自成各部合围歼灭了。兄长吴大凤，舅舅祖大寿都降了满清，从皇太极到多尔衮多次写信招降，表明满人对吴三桂和他镇守的山海关给予高度的重视。既然是重视，那么就是自己继续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资本。至于名节，投降李自成是降，投降满清也是降，名节已经毁了，那么还不如在李自成和满清中间找一个对自己发展有利的主子。李自成是靠不住了，那就只剩下投降满清了。吴三桂此时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大军回师重取山海关，然后以此为向满清献降。山海关由吴三桂经营多年，且目前驻守人马不多，取下此城较为容易。最关键的是时间，既要迅速攻下山海关，同时还得尽量拖延李自成的追兵。四月初，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大军从北京出发前往山海关，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人向多尔衮乞降求援，四月二十日李自成大军到达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血战，四月二十一日晚多尔衮大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正式开关投降，吴满联军在一片石击溃李自成，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被迫退军北京，杀吴三桂全家泄愤。
吴三桂的军队在跟随他进京勤王，回取山海关，和投降满清的各个时期，竟然没有发生大的哗变，说明吴三桂对这只军队的苦心经营和已经树立起巨大威望。吴三桂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种人往往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对于家庭，吴三桂肯定希望能尽量保全，但是对他来说，他个人的权势才是最重要的。所谓的流传在民间的陈圆圆传说，只要能分散大众的注意力，混淆事件的真相，“颇以风流自赏”的吴三桂想必也是不反对的。
我喜欢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特别
是影片中数次出现光线透过一个硕大的鸟笼的投射，通过鸟笼的不停转动，给人一种时间错乱，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想起家乡夏夜的天空，月光皎洁无暇，繁星点点，偶有白云飘过。幼年和少年时代，总是充满了幻想和憧憬。那些快乐的日子，是在一个长江北岸的小县城。矛盾的是，这些快乐是已愈而立之年的我现在感受到的，而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无时无刻不想去外面闯荡。我想念家乡，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强。外婆说”一辈子不出门的人是有福的”，是啊，人的幸福和快乐并不是和常人认为的能力有直接联系的，而决定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内心世界孤单也是无法快乐的。前年和一位良师益友般的同事聊天时，他说他的理想是达到内心的平衡。我记得我当时咬文嚼字非要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平衡”无法定义。其实这些看似简单或者含糊的语句，所说明的道理是类似的。心灵的充实才会带来快乐。”人心比天高”，欲望的无止境扩张，总会有一天远远超过人的能力，人会因为时时都在赶超自己的欲望而精疲力竭，而无论如何努力，它却总在远处向人类媚笑。欲求是人类的本性，无法消灭，它永远都会扩张。能做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减缓它的扩张速度，让人们能在追赶的同时有些喘息的机会。这种不平衡也是一种平衡, 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追求智慧，多思考。这就算是问道吧。古人这个“问”字用得真好，道就在那里，求是求不来的，只有去思考才能有问题，而通过思想上的坚持探索，才能无限接近道。王阳明认为花在没有被人看到前是不存在的，即“花非花”。我部分赞同王阳明观点，生活中有一些唯心主义，视野会更为宽广，生命也会多些趣味。这种近似混沌的想法能看到自己真实内心的宇宙，不是太模糊就好了。
还有两天就是中国传统的农历春节
。记得小时候过年时，母亲总是叮嘱我不要说不吉利的字，拿瓷质餐具时要小心。当时父亲的身体不好，我特别怕因为我的犯忌而使得全家来年顺势不好，所以说话造句，包括看电视都特别小心，生怕看到“不吉利”的字眼或者听到“不吉利”的话语。可是电视台在过年时播放的还是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剧目，比如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这两部琼瑶剧，那几乎是年年必放。是电视台破坏了过年的气氛？我想他们估计也听到来自长辈的同样的叮嘱，除非他们整天反复播放欢天喜地的春节晚会，否则哪一部片子不包含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同理，生活中也是如此。不说这些“犯忌”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只有快乐和欢笑了吗？现在想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缺乏正确生活观而导致的盲目迷信。
年夜饭的菜不管是八样还是十六盘，一定得是双数，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预示好事成双，来年发财；必须得有鱼，这盘鱼还有讲究，一定是有头有尾的全鱼，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这盘鱼在年夜饭上是只能看不能吃的，这叫“年年有余“。如果要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必定会造到长辈的一顿痛责，同时得到的解释是为了祈求来年的好运和平安。我不反对人们对来年的祈福，这是人之常情；我反对的是刻意的塑造一些事情来羁绊和限制思想，非要给某件事情抹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仿佛唯有如此，才能称之为传统。这种羁绊和限制最好不要，随着年月的增长，人的精神与思想会不知不觉陷入这种桎梏，推而远之，甚至是在平常时日，也会提心吊胆，生怕言语犯忌得罪了哪位大罗天神。又比如中国人对数字的狂热，非要六和八才能保证财源广进，一场拍卖会，各界大佬为了几个吉利号不惜挥洒万金。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号码除了某种宗教意义外，还代表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我以为，这就是迷信。现在国人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但是如果继续问，那么部分人会说“我信佛教”；在接下去问为什么信佛教，他们可能会说“因为是中国的，流传了几千年了”；再问打算如何信，他们会说“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多么的盲目！首先，不知其教义如何，不知其宣扬所谓何物，如何能真信之？其次，即便明其教义，而不以之为生活指引，何谈为信？不求明辨，而人云亦云，人然亦然，必将堕入囫囵境地，人性何其虚伪，人性何其可悲！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从个人修行的清心明智发展到对世界的认知为万物皆空，是经过与儒家，道家等各派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其最高境界“空”乃是指人心之中，万物皆无分别。既然万物皆无分别，何为“犯忌”?号称“信”的人们不去追求“空”的境界，反过来却刻意分别万物，岂不是与是言称信之教相违背？或者干脆是，他们其实不信教，所信的只是能庇护个人功利的神秘玄幻而已。而这些都是世间之常情，甚至被冠以“传统”长存于世。为什么会如此？这是我们缺乏正确积极的生活观所致。正确积极的生活观是什么？坚持追求智慧，此外无它。
梁武帝请教菩提达摩：“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曰：“廓然无圣。”于是帝继问曰：“对朕者谁？”摩曰：“不识。”帝不契，达摩遂渡江至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