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2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决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执行。其他各甲级战犯(如梅津美治郎等陆军大将)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949年1月26日，民国政府控制的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引起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策划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了惩罚，这中间必定隐藏巨大的原因。
冈村宁次，出生在1884年东京幕府的武士家庭，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中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关东军参谋，华北方面军司令和中国方面派遣军总司令。此人性格内敛，治军严谨，被誉为日本军队中最优秀的“不败将军”。
1907年至1910年曾出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冈村在华北制定的军事扫荡政策对当时的根据地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彭德怀元帅评论时称其为驻华日军中最务实最厉害的一位司令官。1945年，冈村宁次安排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他的学生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按照当时盟军的规定，投降方必须向受降方行礼三次，而受降方是不予回礼的。当小林向何第三次行礼时，据说甚为中国陆军总长的何应钦竟然站起来回礼。这件事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巨大争议，尤其是何应钦一直被扣着“亲日派”的帽子(1933年与冈村宁次签订有利日方的塘沽协定)。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当时热泪盈眶，认为何没有忘记当年的师徒之情，他的举动体现了“东方固有的传统美德”。
在接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冈村面临几个很现实的问题: 该向谁投降? 当时驻华派遣军有104万军人，如何妥善地安置?作为帝国的精英智囊，冈村必须认真思考和权衡。他的决定不仅关系到104万军人，而且会影响日本民族战后的发展方向。
首要的问题, 向谁投降。远东盟军指挥部给冈村的命令是:长城以南的日本军队必须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当时蒋委员长的国民军又分正规军和杂牌军两种，还有中共的八路军。另外还得留心对日军虎视眈眈的苏俄红军。这时，日本大本营给冈村发了一封密电，要求冈村向八路军投降。大本营认为国共的内战爆发，会有利于大日本帝国的复兴。
年轻时的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被称为“三羽鸟”。鸟比喻为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远在常人之上，意为深谋远虑。冈村被公认为此三人中能力最强的一个，可见其心机谋略在当时日本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后，冈村陷入了深思之中。他必须优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国家已经战败投降了，那么只能去重建和复兴；重建和复兴的第一要素是人。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冈村坚定了决心: 尽可能多的让军人尽快回国，他们将是以后日本发展的中坚力量。于是，向谁投降这个问题，就按这个目标前提来进行分析:
假设按大本营的密电，向八路军投降。
冈村在华北对八路军的严酷打压，必定使得八路军对冈村及其军队充满仇恨。虽然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华北军是否也会按同样的标准? 八路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如果把104万日本的所有武器装备及辎重给八路军，那么如大本营所预期的，中国必定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相持了八年，已是虚弱至极。他能对付得了强大的八路军吗？况且八路军后面还有苏联人的支持。冈村认为，从当前的形势发展来看，国共将进入相持阶段，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这种相持的平衡一旦打破，会是什么局面？三种情况。一，蒋介石艰难获胜，统一中国。按蒋的性格，必将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报复(俘虏, 赔款)。日本到时无法应付。二，八路军获胜，统一中国，普及共产主义思想。冈村号称反共多年，这种情况恐怕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三，双方全面战争，两败俱伤造成中国权力的真空。那时盘踞在东北的苏联人，和在日本驻扎的美国人很大可能趁虚而入，再次瓜分中国。届时东亚将全部沦为白种人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对日本的发展更不利。战败后的日本需要看到一个强大的，对日本友好的中国，这对日本的重新崛起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大本营那拨少壮军官缺乏远见，冈村认为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
假设向苏俄红军投降。虽然苏俄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日俄战争的耻辱一直印刻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指望一些不懂东方哲学的白种人来善待日军俘虏和遣送回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注, 二战后苏联红军强迫日本军人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俘虏生还率极低)另外，美国人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向苏俄投降。虽然两国目前是同盟，但是难说以后不会是敌人。毕竟意识形态不同。
假设向国民党杂牌军投降。他们能给什么承诺? 给出的承诺能兑现吗? 蒋介石一向不喜欢这些杂牌军，向他们投降就是间接得罪了蒋介石。更何况“帝国军人”，如何能向中国军队都看不起的杂牌军投降? 冈田如是想。
最后只剩下一条路: 向蒋介石的正规军投降。既在名义上遵从了盟军的指令，同时可以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中那些学生的关系，或许会达成自己的设定目标。蒋介石和苏俄的关系不好，外蒙古和中东路事件一直让蒋认为是奇耻大辱。让蒋强大起来，与日本的敌人苏联相持，必定能为日本赢得有利的国际条件。即使蒋不对苏俄宣战，在“攘外”后蒋必会回到“安内”的路线上，与八路军发生战斗。依照日军在华北扫荡多年都未能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蒋军即便拿了日本装备武器，也不见得比日本做的更好。八路军已成气候，蒋的计划或许只能停留在希望之中。不管怎样，他们的相持而不被彼此消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冈村如是想。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是这个方案。
冈村于是命令所属部队向蒋介石正规军投降，并对强迫日军缴械的八路军和其他国民党杂牌军予以还击。这点让蒋非常满意。同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对冈村开出的条件(遣返俘虏)又是如何考虑呢?
蒋介石认为, 因为一战时各战胜国对德国百般羞辱，使得德国人具有极强报复心从而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对日本也是如此，可能会加深两国的仇恨。面对美苏的压力，蒋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如果有日本在中间对美苏的牵制，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况且经过多年的战争，中国的国力极其虚弱，要看管和养活几百万的日军俘虏，将会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蒋不希望日军的武器装备落入反对派八路军之手，基于上面几点，估计蒋看来接受冈村的条件是可行的。这样，就成了蒋委员长的“顺水推舟”的大大的人情，表现出东方“以德报怨”之宽大胸怀。世界的舆论在赞叹，日本人在“感激”之余估计也是冷汗涔涔。
冈村宁次是何等聪明之人，
想必这些他也料想到，所以才审时度势拒绝大本营的密令。那么回到开头，为什么是“无罪释放”呢？即使是判个有期徒刑来掩人耳目也未尝不可啊?
1949年人民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之势在各战线上全面胜利，蒋介石的精锐力量被歼殆尽。这时蒋本人应该意识到大势不妙，可能要退守台湾，企图积蓄力量伺机反攻。他需要优秀的战略家和参谋，作为与中国军队作战多年深知中国军队优缺点的冈村宁次，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重要人物。蒋介石想要拉拢冈村，要他死心塌地，就得做出让冈村“感激涕零”的大事件。冈村被接受这样一份“无罪释放”的超级人情，他知道这辈子是无法“还清”了。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台湾“军事研究院”，就有了日本退伍军人组织的“白团”。
冈村宁次，这位侵略者的抉择让他的同胞大部分返回日本本土，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的无奈。国家不团结，就被会别人有机可趁。昨天(8月15日)是日本投降65周年纪念日，也是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的全国哀悼日。“多难兴邦”，我们的祖国历经苦难，好不容易走到现在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要珍惜，要努力。更要想想，我能为国家奉献什么。
与黑暗融为一体。鲁迅说：“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蜷缩在黑暗角落的孩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仔细自我咀嚼内心的悲哀，才可以用更加班驳的感觉去为自己寻找一个新梦。黑暗中，眼睛和耳朵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它们不能再用那些思维定势来左右我的大脑。我所认知的宇宙，是写在教科书上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印象。我在获得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正在丧失自己真正的思考。太多的思维定势或思维模式，造就了一批批社会化的人和所谓的习俗公义。这些外强中干的社会化产品，内心是浮躁的。我发现身边大多数人说话和沟通的时候，非常喜欢用肯定的定义语句。比如，如果不怎样，那么必定会怎样。很少想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或许很多人要反驳我，做事情就是要强势，要有“快刀斩乱麻”的魄力。我并不认为“快刀斩乱麻”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普遍行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为什么不能把麻理清楚了？缺乏精神的能源，人就容易浮躁和迷茫，就不会快乐。社会化的快乐绝大多数来自人与人的交往，这种交往需要的是彼此的理解。也只有彼此真正的去理解和体谅，才不至于被浮躁或者“脾气不好”所击倒。对我来说，快乐在哪里呢？它存在于黑暗中，一种去物质化的自由思想即是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快乐，更像是社会思想传统和定势强加给我的某种幻觉和欺骗。我想上升，这些东西就愈发沉重，拼命的拽着我不放。我仿佛无法脱离社会化的定势和各种纷争，同时这种禁锢和不自由让我十分痛苦。身边有些人们认为我是“性情怪异”，可谁能真正理解我呢？社会化的种种压力，人世间的虚妄与苦难，人类的罪恶与绝境，使我充满了无边无际的迷茫和苦闷。从理想的幻梦中，浮沉着走向幻灭，又走进深渊般的噩梦之中。实质上，我仍然依恋着梦，更是希望企图借助梦境来完成对自身困惑灵魂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