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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秦时期姓名的研究

2024年11月14日 没有评论

古时“姓”与“氏”不同,先有姓,后有氏;“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

姓的作用主要是便于辨别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以利彼此通婚。上古八大姓是中国汉姓,起源于五六千年前的母系社会,沿自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因此,上古八大姓都是从“女”字旁,是指:妊、姬、姜、姒、嬴、妘、妫、姚; 另一说:姞、姬、姜、姒、嬴、妘、妫、姚。

氏是中国古代姓的分支。随着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这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处。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为自己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也就是说,姓是一个家族的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衍生出来的分支。

氏的出现据称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即有,而在信史中则见于周朝。周朝初期,周王大规模分封诸侯,此后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就以国为氏。诸侯又分封领地的官员,这些官员的后裔就以封地为氏。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名、官位为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国名为氏、以邑(封邑)名为氏、以官名为氏、以职业名为氏、以住地之名为氏、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以贵族的字为氏。

比如秦朝皇室为嬴姓赵氏。嬴姓是上古八大姓之一,伯益因助禹治水有功,故受帝舜赐姓嬴,是古代嬴姓的始祖。造父为伯益的十五世孙。据《史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嬴姓是大的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示,赵氏是其所分出的小氏族支系的标志。

楚国国君芈姓熊氏,最早兴起于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楚国的先祖是鬻熊,又称为季连。鬻熊是殷商晚期诸侯,相传为周文王之师。熊绎是鬻熊曾孙,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熊绎受封为楚君,赐田地,居丹阳。楚国君主皆为熊氏,从熊绎开始,以熊启为末。又比如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屈氏是先秦时期楚国的一个芈姓氏族,属于楚国的公族。其先祖屈瑕受楚武王封于屈地,因以屈为氏。屈氏与昭氏、景氏并称王族三姓,由三闾大夫掌管。

晋国是姬姓诸侯国,姬姓晋氏;三家分晋的魏国是姬姓魏氏,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代毕万为晋国大夫,后封于魏,子孙遂以封地命氏。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子姓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古姓,后繁衍出多个氏。子姓始祖为契,帝尧赐姓姬,帝舜赐姓子氏于商邑。契就是日后商族的始祖。“孔”姓以商族的姓“子”,还有以太乙(商汤)名字中的“乙”组合起来,为子姓孔氏。孔父嘉后逃到鲁国,以其名字中的“孔”为氏,也是子姓孔氏。仲尼(孔子)即是孔父嘉七世孙。商朝王族是子姓殷氏,第十代君王盘庚时迁都于殷,史称“殷朝”。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贵族有氏,贫民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同姓不能通婚,姓同氏不同也不能通婚,而氏同姓不同则可以通婚。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有姓与氏者一般是名门望族之后,而习惯上称呼一个人既有称呼姓的,如姜子牙是姜姓吕氏;也有称呼氏的,如孔子是子姓孔氏,商鞅(卫鞅、公孙鞅)是姬姓商(卫、公孙)氏。

汉族传统的姓名系统中包括姓、氏、名、字、号等。根据古书的记载,在古代汉族人的取名是有制度的。一般是在小孩生下来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但也有满月时取名,周岁时取名,以及在出生以前,亲人先把名字取好的。汉族人除姓氏以外一般习惯用两个字或一个字。上古至西汉时期一个字的名字及两个字的名字相约,西汉末年至魏晋期间主要以一个字的名字为主,南北朝一直到现代,则多以两个字以内的名字为主,现代也出现有使用三个字的名字的罕见情况。

表字,又称字,是汉字文化圈传统上在本名之外的一个正式代称。通常基于礼貌性质,一般习惯间接性叫唤他人的表字而不直称其本名,以表示客气避免失礼(本名则可以是当事人自述或由尊长直称)。表字的取法,一般与本名意义相关。根据记载,中国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唐代称为元服礼)时取字,女子15岁及笄或许嫁时取字。

根据《礼记·檀弓》说法,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的尊重,晚辈直呼其名代表不恭敬;于是需要取一个字,用以区别长幼尊卑。因此,古人在成年以后,名只供长辈、上司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晚辈只能唤其字,而不能唤其名。北齐颜之推认为,人名用以区别彼此,字则是用以体现一个人的德行。

在古文中,男性名与字连称时,习惯上先称字后称名。如《史记》中称呼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其中“叔梁”是字,“纥”是名;女性的完整姓名则是“字、姓、名”的次序,如季芈称为“季芈畀我”,“季”是字,芈姓,“畀我”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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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读的一些书以及思考

2022年2月16日 没有评论

春节在家读了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接着又一口气读了毛姆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推荐及点评。我之前对欧洲文学缺乏了解,读完这两本书后,我发现欧洲作家对人文的思考可谓深邃远博。人类的诸多情感,关系及命运的走向,他们用自己的笔触来说明和揭示。其实答案早就知道了,几千年如此,几百年如此,人们不断追求的原因大多是不甘心接受现实,或者是找寻自己想要的某个答案。错误的反面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正确的反面一定是错误。如果心里清楚了答案,生活到底是更有意义,还是索然无味?是否追求答案的过程,即答案本身?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在阅读学习的同时,必须要善于和勤于独立思考,否则我们只是某种记忆体而已。生命的意义不仅只是记忆重复,而是要不断去演变和升华的。哲学家们往往陷入自我思维的狭隘,或者是沉浸其中。住在木桶中的第欧根尼对亚力山大说,请你别挡住我的阳光。“迁而不荡,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至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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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东佑亨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

2015年7月9日 没有评论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十日
伯爵大山巌  顿首
伊东佑亨  顿首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佑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

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

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

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

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如榎本海军中将,大鸟枢密顾问等,量其才艺,授职封官,类例殊众。今者,非其本国之臣民,而显有威名赫赫之人,其优待之隆,自必更胜数倍耳。

第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依然不悟,墨守常经,以跻于至否之极,而同归于尽乎?亦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乎?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仆之斯书,洵发于友谊之至诚,决非草草,请阁下垂察焉。倘幸容纳鄙衷,则待复书赉临。于实行方法,再为详陈。

谨布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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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思想的必要性

2015年7月8日 没有评论

如果各种想法不能形成体系,那么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对自己或社会没有任何积极作用。譬如沙砾只是零散的材料,无法在一堆沙砾中居住和生活,只有把沙砾整理成砖石,并且加以精心设计和构造而成的建筑,才能是宜居的。南北朝时范缜说“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将人比为刀,而灵魂为锋利。如果刀乱砍瞎劈,终究成不了刀法;如果辅以系统训练,研习某派方法或自创体系,那么锋利才能变得更有意义。平时生活、工作和阅读中产生的各类想法,在某一时间段可能觉得有趣或者甚至想坚持做研究,不久后都会被遗忘。必须要整理,进行科学地思考和求证,才能形成系统的思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是一个寻找属于自己思辨方法的过程。今天看到一则外刊消息,说今日沪市股票大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的投资者中有80%是散户,作者戏称这些人是中国老大爷和老大妈群体。这个群体唯一关心的是自己是否赚钱,至于理性投资和长期规划,基本上是不会关心的。我不太了解股票和金融,但是我认为股市的开设是让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双方都有获益的良性循环。股市不是赌场,股市的目的是双赢;赌场的理念只有纯粹地赚钱,何况长期进出赌场的都是输家。心态要好,目光要长远,要多想想投资的终极意义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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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论》读书笔记(一)

2013年12月12日 没有评论

“宇宙本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本体并非离我的心而外在,因为大全。”譬如说大海水,它是一个一个的沤,不能脱离单独的沤而存在;而单独的每个沤又是大海水的炽(音吃)热腾跃的表现。本体也是如此,它不能脱离本心而存在;本心即是本体的表现。我们不能在大海水之外的地方去认识大海,也不能在本心之外去追求本体。这也是老子所谓的“玄之又玄”。“学问当分为二途:曰科学,曰哲学。科学根本从实用出发,易言之,即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出发,科学所凭藉以发展的工具便是理智,这个理智只从日常经验里历练出来,总要将一切物事看作是离吾心而独立存在的,常向外追求不已,科学的这种态度决不容改易。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则其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属诸哲学范围,除此以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虽云哲学家之遐思与明见不止于高谈本体,而其知周万物,尝有改造宇宙之先识,并变更人类许多谬误思想,以猛趋于日新与高明之境,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一切智中最上之智,元为一切智之所以出,故云一切智智。”哲学家谈本体的谬误即在其自恃理智以向外推求而不曾反诸自心,理智总认为有离吾心而独在的物质宇宙,因此,推求宇宙本体不外两种结果:其一只是把本体当做外在的东西来胡乱猜拟,其次便走入否认本体一路。科学和哲学原自分途,要拿科学凭藉的工具即理智,放在哲学的范围便不可亲证得本体。

性智简称为智,它是自性的明解。自性即本体,在宇宙论上通万有而言其本原则云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曰自性。“自性贞明,其行于物也未尝不待感官经验,却未尝滞于感官经验而恒自在离系,是乃自本自根、自明自觉、虚灵无碍、圆满无缺、虽寂寞无形而秩然众理已具备,能为一切知识的根源,《易》所谓始万物之知即此性智是也。”量智亦名理智,是思维和推度与简择等作用,能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故。它是性智的发用与延伸。“人生在实际生活中,恒以官能为向外追求之工具,故所谓五官,实皆向外攻取之利器。此五种利器,乘乎性智之流行,而假藉其灵明以逐乎物、分别乎物、运用乎物,由此积习日深日精而后成功后起之一种明锐势用,所谓量智是已。性智本为固有,犹阳明所谓良知,而量智却是习之所染,故云后起。性智贞明,无虚无妄;量智恒驰逐于物,即常以物为外界独存,而不悟天地万物皆自心之所流通无间、元非异体。”《金刚经》中的“不住于相”和六祖惠能法师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亦能说明性智与量智的分别。

有趣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量智亦能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而不谬者”,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量智能表现出的“实用性”和“预见性”。这些是真解吗?熊先生认为这不是真解,原因是其中“妄习潜伏而未甚现起耳。且习有粗细,粗者可暂伏,细者恒潜运而不易察也。量智唯不易得真解故,恒妄计有外在世界,攀援构画,此以常违异其本(性智)。”即理智总是追逐外在之物,与自性“背道而驰”;而外在之物皆是妄构,无法得到真解。

定能生慧

2013年4月7日 没有评论

定为慧体,慧为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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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洲翁遗训

2013年1月9日 没有评论

摘录西乡隆盛的《南洲翁遗训》全文如下。

立庙堂为大政,乃行天道,不可些许挟私。秉公平,踏正道,广选贤人,举能者执政柄,即天意也。是故,确乎贤能者,即让己职。于国有勋然不堪任者而赏其官职,乃不善之最也。适者授官,功者赏禄,方惜才也。然,《尚书·仲虺之诰》有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德官相适,功赏相应,即此意乎?闻此言,翁欣然应之。

贤人汇集百官,若不将政权归于一途,不将国体定于一格,纵纳人材、开言路、采众议,亦无所取舍,事业驳杂难成也。朝令夕改,皆统辖无所、施政方针不定所致也。

政之大体,兴文、振武、励农三者。余百般事务皆助此三者之具也。三者中,顺时因势施行先后之序有之,不可此三者后而他者先。

位万民之上者,慎己,正品行,戒骄奢,勉节俭,勤职务,为人民之楷模。下民若不怜其辛劳,则政令难行。然草创之始,华屋,锦服,关妾,谋财,维新之功业终难成也。今戊辰之义战既成营私之态,念此,无颜以对天下及战死者,泪频催也。

曾做七绝以示:“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西乡日,若有违,言行不一,则人尽可唾。

用才,苛辩君子小人太过,反生害也。乃因自天地开辟始,世十之七八皆小人。善察小人之情,取其长用以小职,尽其才艺也。东湖先生所言之“小人具才艺者用,且必用也。然居长官授重职,必覆邦家,故决不立于上”也。

事无大小,踏正道推至诚,凡事不可使诈谋。人临障碍,多爱用计,一旦事畅,后伺机而动。然计必生烦,事必败矣。行正道,目下迂远,然先行则早成也。

广采各国制度以进开明,先知吾国之本体,振风教,后徐酌彼之长。否则任仿效,国体衰颓,风教萎靡,匡然无救,终为彼制。

忠孝仁爱教化之道,乃政事之本,亘万世通宇宙不易之要道也。道乃天地自然之物,纵西洋亦无别。

启人智,即开爱忠孝之心。报国勤家之道明,百般事业随进。或启耳目,架电信、铺铁道、造蒸汽装置器械,耸人耳目。然何故电信铁道不可缺乎?注目者无几。妄羡外国之盛大,不论利害得失,房屋构造及至玩物,一一仰外国,长奢侈之风,浪费财用。国力疲弊,人心流于浮薄,终无外乎本国溃也。

文明,赞道理遍行之语也,非言宫室之庄严、衣服之美丽、外观之浮华。闻世人所倡,何为文明、何为野蛮,全然不解。予尝与人论,回:“西洋野蛮。”彼以“否!文明也”争。予连驳之:“非也,非也,野蛮矣。”彼惑:“何言至此?”答曰:“倘西洋实文明,对未开化之国本慈爱、恳说谕、启其开明。然非如此,对未开蒙昧之国行极残忍之事以利己,此乃野蛮也。”其人笑曰:“闭口无言矣。”

西洋刑法,主惩戒、戒苛酷,重引人向善。故狱中罪人亦从宽,与鉴戒之书,因事许见亲族朋友。原圣人设刑,以忠孝仁爱之心怜鳏寡孤独,恤人之陷罪,用心良苦。实果如今之西洋般周全否,书籍未见载录。实感此乃文明也。

薄租税以裕民,即养国力也。故纵国事繁杂苦财用之不足,确守租税定制,损上而不虐下也。试观古今之事,道不明之世,苦财用不足之时,必用曲知小慧之俗吏,巧聚敛,以解一时之欠乏,俨然擅理财之良臣,以手段苛酷虐民,人民不堪其苦,欲避聚敛,自趋谲诈狡猾。上下互欺,官民敌仇,终至分崩离析乎。

会计出纳为制度之所倚,百般事业皆有此生,成经纶中枢要,不可不慎也。大体言之,量入为出,别无他法。一岁之入定百限,统理会计者以身守制,不可超限。否则制于时势,先出缓限以量入者,无他,榨民之膏血也。纵事业一时进步,国力疲弊无可救矣。

常备兵数,亦由会计所限,决不可张虚势。鼓士气练精兵,纵兵数寡,折冲御侮皆足也。

失节义廉耻决无持国之道,西洋各国亦然。位于上者对下争利忘义,下皆仿之,人心忽趋财利,卑吝之情日长,失节义廉耻之志操,父子兄弟之间亦争钱财,至反目也。长此以往,何以持国?德川氏灭将士之猛心以治世,然今较昔战国猛士犹勇之心若不奋起,与万国对峙不得也。普法之战,法佣兵三十万、粮三月然终降伏。人笑曰,算盘过精之故也。

行正道,以国毙之精神,方可与外国交际。畏彼之强大,主圆滑,曲从彼意,则招轻侮,欲亲反裂,终受彼之制矣。

谈及国事,慨然曰:“当国凌辱,纵令国毙,践正道、尽其义,乃政府之本务也”。然听闻平日议金谷理财之事,何等英雄豪杰。临流血之事,头集一处,惟谋目前之苟安。恐战字,堕政府之本务,可谓商法支配所,非政府也。

自古,君臣皆以已为足者,非治功之世。知己不足,则下言入耳也。已足,人言已非即怒,故贤人君子不助之。

纵论制度方法,非其人难行乎。人有而后方法行,人乃第一至宝,已成其人之念甚紧要也。

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终始也。克己之真义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观古今人物,事业初创之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余二三终成者稀。盖因初能谨言慎行,故功立名显。然不觉爱己之心,恐惧慎戒之意弛。骄矜之气渐涨。恃既成事业,苟信已万般皆能,则陷不利而事终败,皆自招也。故克己,人未睹未闻处慎戒也。

克己,临于万事欲克而不得。故先修身养性而后成也。

志学者,必宏大规模。然,惟此偏倚,或疏于修身,故须始终克己修身也。宏大规模以克己,男子者容人,非为人容,书古语已授:恢宏其志气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试问期古人何许意哉?尧舜为圭臬,孔夫子为师也。

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人行道,是为敬天。天佑众生,故当爱人如爱己也。

不与人对,与天对。与天相对,尽己责而勿咎人,寻己诚之不足。

爱己为最不善也。修业无果、诸事难成、无心思过,伐功而骄慢生,皆因自爱起,故不可偏私爱己也。

改过时,知己之误,即善也。其事可弃而不顾,即踏一步。思悔过,患得失,欲补缮,同碎茶碗集其片者,于事无补也。

行道无尊卑贵贱之别。概言之,尧舜王天下,执万机政事,其职乃教师也。孔夫子自鲁国始,不为何方所用,屡逢困厄,匹夫而终,然三千徒皆行道也。

行道者,顾逢困厄,立何等艰难之境,事之成否、身之死生,无关也。人者,事有擅否,物有成否,自然亦有心动摇之人。人行道,蹈道无擅否,亦无成否。故尽行道乐道,若逢艰难,凌之,愈行道乐道。予自壮年屡罹艰难,故今遇何事,皆不动摇,实乃幸也。

不惜命、不图名、亦不为官位、钱财之人,困于对也。然无困于对者共患难,国家大业不得成也。此般人物,凡俗之眼岂能看破。《孟子》所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今人仰否?答曰:“然也。非立于道之人,其心性不现也。”

行道者,举天下毁无不满,天下誉亦不自满,缘自信厚之故也。其工夫,熟读韩文公伯夷颂可得。

志于道者,不贵伟业也。司马温公曰,闺中语无不可语人者。由此推知慎独之学。出人意表逞一时之快,实未熟也,当戒。

平日不循道,临事狼狈,处理无措也。譬若近邻失火,平生有备者泰然,利落应对。平日无备者,惟狼狈,何谈处置儿。同理,平生未循道者,临事无策也。予早年出阵之日,向兵士言道:“我整备否,不为己方之目以见,仿敌之心试探,方乃第一备也。”

平日勿施计。以计行事,其迹不善视之判然,必悔也。惟临战不可无计。倘平日用计,临战则计难出也。孔明平日不施计,方能行奇计。予自东京归撤时尝与弟云:“迄今未曾用计,后亦无劣迹,此言可见。”

笼络人暗谋事者,纵成其事,慧眼见之则丑态立现哉。以公平至诚推人,不公平则决难揽英雄之心也。

无欲成圣贤之志,见古人事迹,思难企及,较临阵脱逃尤卑怯也。朱子亦云,见白刃而逃者无救矣。诚读圣贤之书,身心体验其所为,是为修行,惟知其言其事,徒劳也。予闻今人论,何等至理,然难通所为,仅止口舌,无感佩之心。见真为之人,实折服也。空读圣贤之书,犹旁观人之剑术,全无领会。全无领会者,倘一交手,无他法,逃之夭夭也。

天下后世信仰悦服者,惟真诚二字。自古讨父仇之人不胜枚举,独曾我兄弟,迄今妇孺皆知,盖出类诚笃之故也。无诚而为世所誉,侥幸也。诚笃者,纵当下无人知,后世必有知己也。

世人所倡之机会,多为侥幸所得。真正之机会,在尽理而行、审势以动。平日忧国忧天下之诚心不厚,只趁时而成,事业难绝永续。

今之人以为,才识具则事业随心成。然任才为事,其危可见矣。有体方行用。今已不见如肥后长冈先生之君子,予叹息,遂书古语以授:夫天下非诚不动,非才不治。诚之至者,其动也速。才之周者,其智也广。才与诚合,然后事可成。

修身正己,具君子之体而不知应对者,同木偶人。譬若数十人客不意来访,纵令欲款待,事前无器具调度之备,惟担心,不得应也。平日有备,几多客来,皆从容应之。故平日之备甚为紧要,书古语以赐: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之所在一焉而已。

从翁驱犬逐兔,跋涉山谷,终日狩猎。暮,投宿田家。浴毕,心旷神怡,悠然曰:“君子之心常如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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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一首

2013年1月7日 没有评论

从来湖上胜人间,远爱浮云独自还。孤月空天见心地,寥寥一水镜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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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与主体

2012年11月23日 没有评论

当陈述“永恒”之类绝对的东西,通常的方式是加上谓语和宾语,例如“永恒是信念”,将绝对指向其他的事物。如果不这样做,“永恒”这个词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只有当宾语说出其所指的对象后,这个词语才有内容和意义;即,空虚的开端只有到达这个终点时,才是一个现实的知识。可以看出,人们想表达的并不是“永恒”的本质,而是一种反映了“永恒”自身的主体。这种主体是被揣测到的(可以说永恒是更多的东西)。人们当在揣测的时候,已经将主体预先设定为固定的,只有这个支点是固定的,宾语才能在支点上站住教。在这个过程中,运动是人的运动,支点并没有动;只有支点自己的运动,内容才能被表述为主体。而事实上,现实是自身运动的,所以揣测时将其当作静止的支点是与之相悖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实体和主体的认识。对于实体,它不仅包括共相和自身的知识直接性,也包含自身做为知识对象的那种直接性。只有当实体运动或转化的时候,它表现才现实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主体。或者说,主体是实体在运动时的现象。绝对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绝对。结果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开端就是目的;存在的现实即展开的形成过程,最后又将返回于自身。知识只有作为科学和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而所谓的某条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是原理或原则,那么就是假的了。因为它仅仅是个开端,展开和实现开端是对开端的某种肯定,但是也是一种否定。在知识体系中,其依据的原则和原理的展开和实现,是一种表示,表明它们仅是体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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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发展

2012年11月21日 没有评论

母体内的受精卵不断成长,直到某天第一次呼吸,才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它将不断进化为更高级的形态,同时拆除或者丢弃之前的旧形态。精神的发展亦是如此。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在看上去的浑浑噩噩之中在等待某个崭新时刻的来临。一个会呼吸的生命初始形态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又好像盖一栋房子,打好的基础并不能代表这座建筑;这座建筑物必须经过基础建设的阶段。我们不会对仅仅做好的基础工程表示满意,同样,对于发展中的精神亦然。对于母体内的受精卵和建筑物的基础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它们可能会发展到什么样子。这是事物的直接感受,也是首先能被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对于将来最终要发展到什么确定的样子,其中的过程如何,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知晓。我们可以感受到精神,但是对于其质的飞跃及其过程,还得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做出各种艰苦的奋斗努力。其中,这种发展形成的过程,且当其是可以描述的,才是科学。对于发展中的精神,人们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意,有的人谴责精神的不完全性,有的干脆反对其继续发展。试想,对发育中的胚胎,建设中的楼房,这种类似的“苛刻”合理吗?生活中常听到“这个人变得让人不认识了”,这也是精神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们不能做刻舟求剑的事情。我觉得人类的很多思想问题,还是归结于懒惰,人们习惯找容易的答案,习惯于已知的东西,缺乏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眼界和勇气。为了“说明”问题,人们喜欢列举的方法,收集和整理大量的材料;甚至会运用一些新奇和奇特的东西。在惊讶和赞叹中,他们以为自己成功开展了一门科学。仔细想想,这不过是一种精神在不同情况下的实例而已,看上去丰富多彩,新颖诱人的材料,其实是无聊的重复。因为对于问题本身最核心的部分,即精神本质是什么,并没有做清楚的概述。很遗憾,这种无聊的重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冤枉,“我可是点灯熬油,辛辛苦苦收集多年才写出来的”,或者强硬一点的“你们这些懒惰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想要说别人,你们自己先试试看。”我理解这种心态,可是“苦劳”不是“功劳”。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可是最终还是在内容的形式主义中打转。人们看到他们归纳的东西,再次重复了一次“直觉的体验”。除了表示赞同,也想不到什么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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