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Notes

古时“姓”与“氏”不同，先有姓，后有氏；“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

姓的作用主要是便于辨别部落中不同氏族的后代，以利彼此通婚。上古八大姓是中国汉姓，起源于五六千年前的母系社会，沿自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因此，上古八大姓都是从“女”字旁，是指：妊、姬、姜、姒、嬴、妘、妫、姚； 另一说：姞、姬、姜、姒、嬴、妘、妫、姚。

氏是中国古代姓的分支。随着同一祖先的子孙繁衍增多，这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处。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另外为自己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也就是说，姓是一个家族的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衍生出来的分支。

氏的出现据称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即有，而在信史中则见于周朝。周朝初期，周王大规模分封诸侯，此后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就以国为氏。诸侯又分封领地的官员，这些官员的后裔就以封地为氏。周朝以前，贵族除了有姓之外，还往往以国名、官位为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国名为氏、以邑（封邑）名为氏、以官名为氏、以职业名为氏、以住地之名为氏、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以贵族的字为氏。

比如秦朝皇室为嬴姓赵氏。嬴姓是上古八大姓之一，伯益因助禹治水有功，故受帝舜赐姓嬴，是古代嬴姓的始祖。造父为伯益的十五世孙。据《史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嬴姓是大的大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徽示，赵氏是其所分出的小氏族支系的标志。

楚国国君芈姓熊氏，最早兴起于丹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楚国的先祖是鬻熊，又称为季连。鬻熊是殷商晚期诸侯，相传为周文王之师。熊绎是鬻熊曾孙，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熊绎受封为楚君，赐田地，居丹阳。楚国君主皆为熊氏，从熊绎开始，以熊启为末。又比如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屈氏是先秦时期楚国的一个芈姓氏族，属于楚国的公族。其先祖屈瑕受楚武王封于屈地，因以屈为氏。屈氏与昭氏、景氏并称王族三姓，由三闾大夫掌管。

晋国是姬姓诸侯国，姬姓晋氏；三家分晋的魏国是姬姓魏氏，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代毕万为晋国大夫，后封于魏，子孙遂以封地命氏。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子姓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古姓，后繁衍出多个氏。子姓始祖为契，帝尧赐姓姬，帝舜赐姓子氏于商邑。契就是日后商族的始祖。“孔”姓以商族的姓“子”，还有以太乙(商汤)名字中的“乙”组合起来，为子姓孔氏。孔父嘉后逃到鲁国，以其名字中的“孔”为氏，也是子姓孔氏。仲尼(孔子)即是孔父嘉七世孙。商朝王族是子姓殷氏，第十代君王盘庚时迁都于殷，史称“殷朝”。

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用来区别贵贱，贵族有氏，贫民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同姓不能通婚，姓同氏不同也不能通婚，而氏同姓不同则可以通婚。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战国以后，平民也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秦汉以后，姓与氏合一，遂称“姓氏”。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有姓与氏者一般是名门望族之后，而习惯上称呼一个人既有称呼姓的，如姜子牙是姜姓吕氏；也有称呼氏的，如孔子是子姓孔氏，商鞅(卫鞅、公孙鞅)是姬姓商(卫、公孙)氏。

汉族传统的姓名系统中包括姓、氏、名、字、号等。根据古书的记载，在古代汉族人的取名是有制度的。一般是在小孩生下来三个月后由父亲命名。但也有满月时取名，周岁时取名，以及在出生以前，亲人先把名字取好的。汉族人除姓氏以外一般习惯用两个字或一个字。上古至西汉时期一个字的名字及两个字的名字相约，西汉末年至魏晋期间主要以一个字的名字为主，南北朝一直到现代，则多以两个字以内的名字为主，现代也出现有使用三个字的名字的罕见情况。

表字，又称字，是汉字文化圈传统上在本名之外的一个正式代称。通常基于礼貌性质，一般习惯间接性叫唤他人的表字而不直称其本名，以表示客气避免失礼(本名则可以是当事人自述或由尊长直称)。表字的取法，一般与本名意义相关。根据记载，中国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唐代称为元服礼)时取字，女子15岁及笄或许嫁时取字。

根据《礼记·檀弓》说法，在人成年后，需要受到社会的尊重，晚辈直呼其名代表不恭敬；于是需要取一个字，用以区别长幼尊卑。因此，古人在成年以后，名只供长辈、上司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晚辈只能唤其字，而不能唤其名。北齐颜之推认为，人名用以区别彼此，字则是用以体现一个人的德行。

在古文中，男性名与字连称时，习惯上先称字后称名。如《史记》中称呼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其中“叔梁”是字，“纥”是名；女性的完整姓名则是“字、姓、名”的次序，如季芈称为“季芈畀我”，“季”是字，芈姓，“畀我”是名。

书看得越多，越觉得迷惑: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鸦片战争，当时其他各国是如何看待的？又如义律其人，到底是奸邪狂妄还是恪守职责？英国海军和关天培在虎门冲突因何而起？很多书中都是泛泛而谈，一笔略过。我想花时间弄清楚这些问题。现在想到的研究点是阅读大量时人的文集(林则徐)，希望找到一些当时的县志。能否找到当时外国诸报纸关于此期间详细的报道呢？如果能有这些原始的材料，然后认真加以梳理分析，想必会思得一些新的东西。今天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林则徐文集》，查看目录后首先阅读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当年写给英国女王的信。从这封信中可看出林比较清楚英国的武装实力，希望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不想付诸于武力。虽然亦有威胁恐吓，甚至错误之言(林认为英人不能少中国出产的大黄、茶叶)，但是考虑当时的情形，恐怕也只能写到这个最好的程度了。当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其它任何国家都低自己一等。即便掂量打不赢对方，在这封信中也希望在语言方面“占便宜”。比如称呼中国统治者为大皇帝，而英国的则为王(颇为恭顺)，认为中英贸易完全是出于中国的恩惠；文中在所有英国相关的人名及地名中都加上口字旁，比如伦敦为“口伦口敦”，英国为“口英国”，以示贬低。这种流于“口舌之争”的中国式习惯，丝毫没有平等谈判的意向，这能让英国人信服吗？据说当时英国人为是否因为鸦片而向中国开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很多人都认为鸦片交易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不管是否将来还卖鸦片，新兴的帝国必须要扩展东方市场，那么就必须要强迫中国改变狂妄自大，至少能尽量平等地进行贸易。出使过中国的马戛尔尼曾游历过中国沿海并对中国的军事进行仔细观察，根据他的判断，中国军队根本无法抵挡近代化的英国军队，遇之必被击溃。既然胜面大，而且也能打开中国市场，那么就先打再看吧。（又，当时的日本虽然也是封建国家，但是日本不像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而且时时充满危机意识。）

近日读了郭廷以先生的《近代史》和陆奥宗光的《蹇蹇錄》，对俄国有了一些新的了解。我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帝俄在清日两国军队因东学党事件入朝后，已经看出日本极度渴求一战，清日开战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从当时的国家实力和发展前景上看，日本明显强于清朝，即日本获胜可能性较大。当时清朝内忧外患，不想和日本发生战争，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上。作为远东当时军事最强大的俄国，表面上答应清朝的请求，收取清朝给予的利益好处，而实际上心里很清楚，战争必定爆发，日本很可能战胜清朝，并且作为战胜国要求清朝给予军事赔偿。清朝虽弱，但是战争过后，日本会消耗严重，成强弩之末。此时，帝俄以道义公理之名恐吓日本，使得清朝对俄国给予更多的报酬(土地等)。帝俄亦预见到日本与清朝一战后，日本将无力再与帝俄抗衡。帝俄对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恐怕不得不照办。帝俄不出一兵一卒，做到了名利双收。更可怕的是，即便帝俄因此获得了清朝的土地赠予，当时清朝之人并不以帝俄为恨，他们的焦点都在日本身上: 清朝必思对日本复仇，同时因此忽视帝俄侵略的关注。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比喻：一个功夫平平的武师，不敢去找以前暴打过他的悍匪算账；而某天被一个之前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还差的小个子武师打倒在地。在这位武师心中，对小个子武师必是极度憎恨讨厌；而对悍匪，憎恨只能偶尔想想，大多时候是恐惧。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被迫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世人皆骂袁公卖国，何人曾真正探究其内心想法？

刚才收到了《春秋繁露》。

织田信长和明智光秀是日本战国时代数一数二的人物。信长从尾张起家，以“天下布武”为旗号，大有统一日本之势。光秀是信长正室浓姬的表兄，早年侍奉浓姬的父亲斋藤道三。道三被其子斋藤义龙杀害后，光秀开始跟随足利义昭。足利义昭当时在越前朝仓义景家，希望能游说义景帮他重回京都，但被义景冷淡地拒绝了。于是义昭带着光秀一起投奔了织田信长，此时光秀约莫37岁左右(光秀出生于1528年，义昭投奔义景是在1565年)。信长‘帮助’足利义昭上洛后，义昭又想除掉信长，试图号召诸大名成立信长包围网。明智光秀分析形势，选择了站在织田一边。光秀又名‘十兵卫’，可见此人颇有兵法谋略。在成为织田家臣后，光秀屡立战功，先后受封近江(1572年)和丹波(1577年)两国。1579年信长以私通武田家为名命令家康的正室筑山殿和长男信康切腹；1580年，放逐了老臣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等人。此时信长势力如日中天，此举可能是为了织田家下任继承人铺平道路。1580年的明智光秀已经52岁了，而秀吉(羽柴)43岁。按‘人生五十年’的观点，正值当打之年的秀吉，比‘年事已高’的光秀对织田家的重要性肯定要高出许多。看到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的悲惨结局，年纪相仿与之相仿的光秀很是担心。

接下来发生两件事情，一是在军事会议室上，光秀认为自己在攻打武田家的战役中是有功劳的；二是在光秀在负责接待家康的宴席中，鱼被发现有异味。这两件事情都让信长大为恼火，甚至动手打了光秀。接下来信长收回了光秀在近江和丹波的封地，命令光秀率兵支援攻打毛利的秀吉。信长告诉光秀，打败了毛利就有新的封地。这无疑对光秀的巨大羞辱。光秀为人谨慎，他可能认为这是信长对他进行清洗的开始:自己没有封地，就没有了退路，只能和毛利军拼命厮杀。如果能取胜，大功是秀吉的，他或许还能分点残羹剩汁；如果打平或战败，光秀家的实力就肯定大部分会消耗殆尽，而且在织田家抬不起头来。我比较认同清洗的说法，或者说织信长已经打算大大削弱光秀的影响力。毛利家当时实力强大，而且有众多贤臣辅佐，连秀吉都没有办法，光秀去了能起多大的作用？况且秀吉是个心计颇重的人，他认为光秀是妨碍他上位的人物，甚至可能认为这是信长的一种默许。所以秀吉较大可能以各种借口派明智光秀军攻打最强的敌方势力。

信长如此逼迫光秀，难道就不怕光秀造反吗？在当时大好形势下，信长或许认为即使光秀造反，也会不敌织田家的势力。被逼至死路的光秀为了求生，当信长的过分自信滋生了大意的时候，选择进攻防守薄弱的本能寺，企图改变被动的态势获取一线生机。本能寺之变后，光秀不敌织田家其它势力的联合攻击，最终兵败被杀。或许，对光秀来说，与毛利家死拼和与织田众将死拼并没有多大区别。稍微不同的是，一旦后者成功，光秀获得的各种利益要远远大于前者。又或者，时年55岁的光秀只是不想落得被放逐的下场。

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16万日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横扫整个朝鲜半岛，兵锋直指明朝中枢。为何日军在如此短时间之内能势如破竹？为何明军要到半年后才入朝对日作战？ 日军前期的军事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谋划的结果。丰臣秀吉用兵多年，经验非常丰富，他对明朝和朝鲜的国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1591年，丰臣即命令各大名准备侵朝，该年各项准备工作都以完成；1592年2月18日，明万历皇帝派精锐部队讨伐宁夏蒙古人的叛乱，丰臣马上决定在3月份出兵渡海。明朝军队已经远赴宁夏平叛，无法分兵朝鲜；而朝鲜二百多年没有经过战争，武道废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快速占领朝鲜应该是丰臣秀吉预料之中的事情。重要问题是，占领了后该怎么办？这里必须回头分析丰臣秀吉出兵的目的。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诸大名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武装实力，这对丰臣政权潜在的巨大威胁。庞大的现役军队逼近甚至超出百姓所能承受的供应极限，即便要遣散部队也要巨大的安置费用。如果军队的供养和安置没有解决好，那么势必会引起内乱。对丰臣政权而言，既要要安抚诸位心思各异的大名，又想办法消除诸他们的武装力量。加上国内的资源无法解决此问题，所以把矛盾转移到国外(朝鲜或明朝)是较好的方法。我想当时日本国内反战的呼声，更准确的是反对进攻明朝，怕惹恼了这个庞然大物；而不是反对攻占朝鲜和掠去其资源。

据说听闻日军占领汉城后，丰臣秀吉兴致极高，甚至讨论了迁都北京和大唐(中国)关白的人选问题。他料到朝鲜不堪一击，可是没有料到朝鲜如此脆弱，胜利比预料得来得更快。现在有两个选择，占领朝鲜和进攻中国。如果占领朝鲜固守，那么当明军平定叛乱后势必挥师东征，纵然日军能占地利，可是朝鲜人心向明朝，况且明军拥有资源丰富的内地为基地，而日军的后援需要渡海而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明朝和日本未来的交战，日本战败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趁势而下，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辽东半岛，就可以对明朝形成极大的威胁。日本人恐怕是要学习瓦剌，消灭明朝是不可能的，但是胁迫明朝签订城下之城纳贡献宝，这倒是有可能的。达到掠夺的目的，再返回经营朝鲜，就比先前固守待明军攻击要强多了。除非宁夏的明军能马上平叛回师，否则明朝要组建另外一只十万人左右的大军，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日军就是抓住了这个时间差，打了明朝一个措手不及。

日军加藤清正部于1592年7月底渡过中朝交界的图们江，希望假道建州紧逼北京。可是加藤清正碰到了女真各部的顽强抵抗，同时由于即将进入寒冷的秋冬季(东北地区9月份平均温度为10度)和担心孤军深入，所以放弃了先前的计划转而回朝鲜修整。逐渐j崛起的女真各部，也是丰臣秀吉所没有想到的。时局转瞬即变，明军大将李如松宁夏平叛后率兵入朝，经过多次惨烈的战役，终于将日军赶至朝鲜南部沿海一带并迫使丰臣主动提出议和。

第一次朝鲜战争，丰臣秀吉的战略可谓大胆，准备也较为充分，如果不以结果论，是日本战史中精彩的大手笔；但是几年后的第二次朝鲜战争，更像是丰臣秀吉随着年龄增大的意气用事，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胜利，反而大大损耗了丰臣政权的元气，使得最后被德川氏取而代之。

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试就孔子个人及墨子个人之行为考之，“孔席不暇暖，墨深(冯版原文为突字。深，音深，深也)不暇黔”。此句出自《淮南子》卷十九的《修务》，意思是孔子来不及将席子坐暖，墨子来家的烟囱还没有变黑，形容两位夫子非常忙。通过对上句的搜索，几乎所有的简体中文网站都把“深”写为”突”，甚至在有名的汉典中还认为“突”字有烟囱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可疑，因为在《说文解字》中“突”字为“犬从穴中出”，和该字的结构相符，很难将其联想到烟囱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手头的版本是2008年长春出版社的第一版)中也是写的“突”，而我在手头另一部参考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7年11月第二版）中的《淮南子.修务卷》中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深”的字。接下来我试图在谷歌图书中找到《淮南子》的古本刻录版，可惜没有可预览的页面。然后在《说文解字》中“穴”部找到了“深”，意“深也”。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就更为详细了“谓深黑为窨深”；从字形上讲，穴下面有火，和烟囱的意思很接近。这样子就可以基本确定“深”是正确的，而“突”是错误的。我找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中的写法，再次验证了上面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历代的误读误传，也有可能是编辑们不知道如何输入“深”字，而用“突”来临时充数了。我打算写信给出版社，告诉他们正确的表述和其原因，希望“误传止于此”。(wordpress中无法显示该字，故用深字代替，原字在本文图片中)

《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音肿，脚后跟，跟随)。”墨子之首领，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谓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墨者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此外见于《吕氏春秋》中，有孟胜、田襄子，腹黄享(此字为左黄右享，音吞，黄色)三人。《吕氏春秋》云：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起国。(荆即为楚国。大概的背景是，楚国在启用名将吴起后大行改革，国力强盛。因为吴起的政策，一些楚国的贵族被迫到偏远的地方开荒，所以他们对吴起怀恨在心。当赏识吴起的楚悼王去世后，这些贵族势力要诛杀吴起。吴起无奈之下跑到楚悼王的遗体前躲避，可是贵族们放箭射死了吴起，而且有不少箭也射在先王的遗体上。因为这件事情，新的国君上任后要追求责任。阳城君参与了这次袭击事件，所以在新君动手之前就逃亡到其他国家。新国君于是没收了阳城君的封地。)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于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音莫，死)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不听，遂反死之。

按照孟胜的意思，“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也就是说如果阳城君能派人把璜玉的另一半拿过来，他还要为阳城君“出力”。阳城君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孟胜好像没有考虑和顾及，他可能只觉得阳城君“善待”墨家，于己有恩。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动墨家弟子帮逃亡中的阳城君呢？首先，碰到正规军队，百八十个墨者肯定不是对手；其次，如果起事，他既没有信物(璜)，也缺乏充分的道义依据(毕竟插在先王遗体上的箭是真的)，墨家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会大大折扣。那么为什么孟胜一定要自杀，而不选择逃跑呢？留在楚国，肯定没有好下场。阳城君跑了，和他亲近到能执掌兵符的孟胜也是重要目标之一。如果逃跑到其他国家，好像也是损害了墨家不怕死的名节，以后更会抬不起头来。那么剩下的只有自杀了，虽然肉体消亡，好歹有个好名声。百八十个弟子中可能多数和孟胜的想法一样，即便有少数想法不一样的，可能也会遭到同门师兄弟的“友情协助”。送信给田襄子的两个人，竟然敢拒绝现任巨子不自杀的命令，其中必有原委。所有的人，包括原巨子都死了，他们两个如果活着，即使是受田襄子的命令活着，也会遭受世俗的白眼。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在所有人的心中，早就死了，那么就不要苟活在世上了。田襄子作为新任墨者首领，如果不说要这两位自杀，说不定这两位还不会自杀(至少会过一段时间)；但是田襄子一说，反而使得两人认为新任巨子言下之意是在提醒他们早日舍身成仁。死亡真的那么有诱惑吗？

冯先生举例说明墨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墨子.耕柱篇》有云:子墨子使管黔遨(原字为三点水加上放字)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又曰：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墨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鲁问篇》有云：“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我认为以此三点而论，还不能充分证明墨家是以墨翟为首领的、有严密体系的组织。高石子因为卫君不采用自己的政见，所以离开卫国然后去齐国找老师倾诉，可以认为墨子老师在学生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耕柱没有招待好同门师兄弟，而要孝敬给老师十金，也不能看出有任何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可以看出墨子在整个团体中的地位是较高的。胜绰未能贯彻执行老师的思想，老师甚至派人通知雇主要求辞退学生。这些都只说明老师和学生的某种关系，对于整个墨家体系并未做清晰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