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并以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他的形而上学理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型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这是Dire Straits的一首经典作品，名为Money for nothing。歌词大意为: “人们对我说，我只是在做白日梦这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这是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我的想法；因为我不是很好，因为我要停止抱怨，因为我要努力过我的生活；这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的原因，不只是想想而已；我在四周玩耍，嘈杂的声音围绕着；为什么你要得到它，钱什么都不是，钱什么都不能带来；因为我过得快乐，或者是因为我完成了我的工作；为什么你那么想要它?我不是非常适合朝九晚五的生活；我仅仅擅长，我觉得感觉好的事；你可以说你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的；我仅仅和我喜欢的东西玩耍，变得我想变成的；然后他们得到什么都不是的钱；他们告诉我，不能仅仅有单纯的梦想在生命里，我不能面对；因为在最后我已疲惫不堪。”
今天是父亲的十周年祭日
，中国俗称的鬼节，我们老家土话叫做“七月十五鬼门关开”。十年前那天特别闷热，晚上月光异常明亮，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最后一次给父亲送鸡汤，他那时已经神智不清醒，可是还能远远的看到我，告诉妈妈说儿子来了。妈妈说这是回光返照，重病的人突然变得非常清醒往往是即将死亡的预兆。我坐在父亲床边，握着他的手。父亲的手干瘦无力，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很努力想对我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也是真正意义上唯一的一个。从我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家都和父亲聊到晚上一两点，那时妈妈是非常有意见而且抱怨多次。父亲给我讲述他的理想抱负，他所有的经历。在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突然很严肃的对我说起他身后的事情，我泪流满面。在他去世的夜晚，我无能为力地看着他，看着他慢慢的，极度痛苦的离开妈妈和我。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眼泪。父亲最后去世的时候，轻轻的叫了一声“妈妈”。奶奶在两年后爷爷的葬礼上才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我到现在还在想，当初选择不告诉他们是否太残忍了。
晚上下班回家，对妈妈说，“今天是爸爸的十周年祭日”。妈妈说“是，好快十年了，现在你的儿子都快2岁了。”妻子身体不舒服，儿子扯着要我陪他玩，而我还得出去买礼品，准备明天送给某些官僚给儿子办独生子女证。前几天想起一位朋友推荐的视频，“献给为生活放下吉他的人”，讲的是一群中年人为了年轻时的梦想拿起吉他歌唱的故事。我看了很多遍，非常有感触。我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家里也没有时间和空间给我练习吉他。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更实用的一种抒发。我希望能继续写下去，包括写写我的父辈们。苏格拉底在《斐多》里言之凿凿的说，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我至今为止，还没有确定笃行某种宗教，未能完全理解苏格拉底的道理和接受各类宗教的解释。但我坚信，如果我的思想能与宇宙相连，那么我是可以再和父亲的灵魂交谈的。不仅是在梦里。
“想要和你一起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谨以此文，缅怀父亲，并自勉。
上班途中读了《吕氏春秋》
孟夏纪的劝学篇，感触颇多。《劝学》虽名为劝学，其对象并不是学习者，而是一篇让老师知道如何去引导(劝)学生学习的论文。文章以两则教育不当产生负面影响的事例开篇，阐明学习的目的性和重要性(不知理义，生于不学)。然后补充“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老师首先要自己重“道”，而不能计较世俗的“轻重尊卑贫富”。接下来的“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段话。我自己有这种情况，“不化不听”，喜欢听符合自己兴趣的意见，而对自认为不符合或自己不承认的东西一概加以抵触甚至反驳。人喜欢听顺耳的话，这是常情。但是仅仅因为一时的“顺耳”，从而错失可能的发生的矫枉过正的机会，是否代价太大了? 我隐约觉得，长此以往，性格会变得乖滑暴戾，最终不免在“怀腐而欲香，入水而恶濡”的境地中蹉跎与沉沦。
“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此段说明老师给学生传道时，需要注意“说”的方法。“兑”通悦，愉悦畅快。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老师要使学生心情畅快，而不使用呆板的说教方式。我认为这个“悦”可以体现学有所得的欣喜之情，而不是简单层面上的心情高兴(老师讨好学生?)。悦应该是同时存在老师和学生两者心中的，老师应该为学生有所得也感到欣慰。这样才形成一个良性的沟通循环。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兑之”或“说之”，最后的效果都不会太好(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
学习的过程需要多方面听取意见。意见和建议是否“正确”，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评判意见和建议的过程，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反复的琢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看问题的层次。我想“道”亦是如此，它是人类尝试与宇宙融合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对错。如果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想即使在面对一些不“顺耳”的声音，也能较为平静的接受和正确对待；如果是我试图给他人传递某种信息，也能多些耐心和根据情况适当调整沟通的方式。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判决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为首的7名甲级战犯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都丰岛区池袋巢鸭监狱执行。其他各甲级战犯(如梅津美治郎等陆军大将)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949年1月26日，民国政府控制的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引起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策划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脱了惩罚，这中间必定隐藏巨大的原因。
冈村宁次，出生在1884年东京幕府的武士家庭，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中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关东军参谋，华北方面军司令和中国方面派遣军总司令。此人性格内敛，治军严谨，被誉为日本军队中最优秀的“不败将军”。
1907年至1910年曾出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留学生队中尉区队长，带过3期156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著名的军事人物，如阎锡山、孙传芳、李烈钧、何应钦。冈村在华北制定的军事扫荡政策对当时的根据地造成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后来彭德怀元帅评论时称其为驻华日军中最务实最厉害的一位司令官。1945年，冈村宁次安排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向他的学生何应钦递交投降书。按照当时盟军的规定，投降方必须向受降方行礼三次，而受降方是不予回礼的。当小林向何第三次行礼时，据说甚为中国陆军总长的何应钦竟然站起来回礼。这件事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巨大争议，尤其是何应钦一直被扣着“亲日派”的帽子(1933年与冈村宁次签订有利日方的塘沽协定)。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当时热泪盈眶，认为何没有忘记当年的师徒之情，他的举动体现了“东方固有的传统美德”。
在接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冈村面临几个很现实的问题: 该向谁投降? 当时驻华派遣军有104万军人，如何妥善地安置?作为帝国的精英智囊，冈村必须认真思考和权衡。他的决定不仅关系到104万军人，而且会影响日本民族战后的发展方向。
首要的问题, 向谁投降。远东盟军指挥部给冈村的命令是:长城以南的日本军队必须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当时蒋委员长的国民军又分正规军和杂牌军两种，还有中共的八路军。另外还得留心对日军虎视眈眈的苏俄红军。这时，日本大本营给冈村发了一封密电，要求冈村向八路军投降。大本营认为国共的内战爆发，会有利于大日本帝国的复兴。
年轻时的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被称为“三羽鸟”。鸟比喻为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远在常人之上，意为深谋远虑。冈村被公认为此三人中能力最强的一个，可见其心机谋略在当时日本国内是数一数二的。在接到大本营的指令后，冈村陷入了深思之中。他必须优先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国家已经战败投降了，那么只能去重建和复兴；重建和复兴的第一要素是人。中国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冈村坚定了决心: 尽可能多的让军人尽快回国，他们将是以后日本发展的中坚力量。于是，向谁投降这个问题，就按这个目标前提来进行分析:
假设按大本营的密电，向八路军投降。
冈村在华北对八路军的严酷打压，必定使得八路军对冈村及其军队充满仇恨。虽然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华北军是否也会按同样的标准? 八路军是一支优秀的军队，如果把104万日本的所有武器装备及辎重给八路军，那么如大本营所预期的，中国必定发生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相持了八年，已是虚弱至极。他能对付得了强大的八路军吗？况且八路军后面还有苏联人的支持。冈村认为，从当前的形势发展来看，国共将进入相持阶段，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这种相持的平衡一旦打破，会是什么局面？三种情况。一，蒋介石艰难获胜，统一中国。按蒋的性格，必将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报复(俘虏, 赔款)。日本到时无法应付。二，八路军获胜，统一中国，普及共产主义思想。冈村号称反共多年，这种情况恐怕是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三，双方全面战争，两败俱伤造成中国权力的真空。那时盘踞在东北的苏联人，和在日本驻扎的美国人很大可能趁虚而入，再次瓜分中国。届时东亚将全部沦为白种人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对日本的发展更不利。战败后的日本需要看到一个强大的，对日本友好的中国，这对日本的重新崛起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大本营那拨少壮军官缺乏远见，冈村认为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
假设向苏俄红军投降。虽然苏俄已经改朝换代，但是日俄战争的耻辱一直印刻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指望一些不懂东方哲学的白种人来善待日军俘虏和遣送回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注, 二战后苏联红军强迫日本军人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俘虏生还率极低)另外，美国人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向苏俄投降。虽然两国目前是同盟，但是难说以后不会是敌人。毕竟意识形态不同。
假设向国民党杂牌军投降。他们能给什么承诺? 给出的承诺能兑现吗? 蒋介石一向不喜欢这些杂牌军，向他们投降就是间接得罪了蒋介石。更何况“帝国军人”，如何能向中国军队都看不起的杂牌军投降? 冈田如是想。
最后只剩下一条路: 向蒋介石的正规军投降。既在名义上遵从了盟军的指令，同时可以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中那些学生的关系，或许会达成自己的设定目标。蒋介石和苏俄的关系不好，外蒙古和中东路事件一直让蒋认为是奇耻大辱。让蒋强大起来，与日本的敌人苏联相持，必定能为日本赢得有利的国际条件。即使蒋不对苏俄宣战，在“攘外”后蒋必会回到“安内”的路线上，与八路军发生战斗。依照日军在华北扫荡多年都未能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蒋军即便拿了日本装备武器，也不见得比日本做的更好。八路军已成气候，蒋的计划或许只能停留在希望之中。不管怎样，他们的相持而不被彼此消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冈村如是想。这是对国家最有利的，就是这个方案。
冈村于是命令所属部队向蒋介石正规军投降，并对强迫日军缴械的八路军和其他国民党杂牌军予以还击。这点让蒋非常满意。同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对冈村开出的条件(遣返俘虏)又是如何考虑呢?
蒋介石认为, 因为一战时各战胜国对德国百般羞辱，使得德国人具有极强报复心从而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对日本也是如此，可能会加深两国的仇恨。面对美苏的压力，蒋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如果有日本在中间对美苏的牵制，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况且经过多年的战争，中国的国力极其虚弱，要看管和养活几百万的日军俘虏，将会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蒋不希望日军的武器装备落入反对派八路军之手，基于上面几点，估计蒋看来接受冈村的条件是可行的。这样，就成了蒋委员长的“顺水推舟”的大大的人情，表现出东方“以德报怨”之宽大胸怀。世界的舆论在赞叹，日本人在“感激”之余估计也是冷汗涔涔。
冈村宁次是何等聪明之人，
想必这些他也料想到，所以才审时度势拒绝大本营的密令。那么回到开头，为什么是“无罪释放”呢？即使是判个有期徒刑来掩人耳目也未尝不可啊?
1949年人民解放军如摧枯拉朽之势在各战线上全面胜利，蒋介石的精锐力量被歼殆尽。这时蒋本人应该意识到大势不妙，可能要退守台湾，企图积蓄力量伺机反攻。他需要优秀的战略家和参谋，作为与中国军队作战多年深知中国军队优缺点的冈村宁次，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重要人物。蒋介石想要拉拢冈村，要他死心塌地，就得做出让冈村“感激涕零”的大事件。冈村被接受这样一份“无罪释放”的超级人情，他知道这辈子是无法“还清”了。所以就有了后来的台湾“军事研究院”，就有了日本退伍军人组织的“白团”。
冈村宁次，这位侵略者的抉择让他的同胞大部分返回日本本土，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出当时中国政府的无奈。国家不团结，就被会别人有机可趁。昨天(8月15日)是日本投降65周年纪念日，也是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的全国哀悼日。“多难兴邦”，我们的祖国历经苦难，好不容易走到现在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要珍惜，要努力。更要想想，我能为国家奉献什么。
我发现如果总是空谈思想, 反而使得自己的思维变得混乱，使得灵感变得干涩。杂乱无章各类念头的不断冲袭，导致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去认真思考。如此下去，我的思想只会像杂草在荒野里疯狂生长，与最高的美距离越来越远。我需要理清和整理，培养自己的知识见解主干。我想向陈舜臣，司马辽太郎等大师学习，以外国尤其是欧洲历史的某事件为题，写一些中小篇幅的历史小说。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及对事件及其主要人物的分析，扩充自己的想象力和知识面。历史事件是已经发生的，结果已知的。这就好比我要解一道难题，在冥思苦想还是找不到解决方法时，不妨拿之前类似的习题来分析和参考，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参考和线索。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无数人将罗素视为这个时代的先知，而与此同时罗素的许多政治立场却又是十分有争议性的。他出生于1872年，当时大英帝国正值巅峰，逝于1970年，此时英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其帝国已经没落。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以下为罗素先生对哲学价值的论述。
现在，对于哲学上的一些问题我们总算已经作了一番简略而远不完备的评论。在结束本书时，最好再来考虑一下：哲学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应当研究哲学？在科学和实际事务的影响之下，许多人都倾向于怀疑：比起不关利害又毫无足取的辨析毫芒，比起在知识所不能达到的问题上进行论战，哲学比起它们来又能强多少？所以，现在就更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对于哲学所以出现了这种看法
，一部分是由于在人生的目的上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一部分也由于对哲学所争取达到的东西没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现在，物理科学上的发明创造使无数不认识这门学问的人已经认为物理科学是有用的东西了；因此，现在所以要推荐研究物理科学，与其说根本原因在于它对学生的影响，不如说在于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这种实用性是哲学所没有的。除了对于哲学学者之外，如果研究哲学对别人也有价值的话，那也必然只是通过对于学习哲学的人的生活所起的影响而间接地在发生作用。因此，哲学的价值根本就必须求之于这些影响。
但是，更进一步说，倘使我们想要使评定哲学的价值的企图不致失败，那么我们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摆脱掉“现实”的人的偏见。“现实”的人，照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指只承认物质需要的人，只晓得人体需要食粮，却忽略了为心灵提供食粮的必要性。即使人人都是经济充裕的，即使贫困和疾病已经减少到不能再小的程度，为了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社会，还是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即使是在目前的社会之中，心灵所需要的东西至少也是和肉体所需要的东西同样重要。只有在心灵的食粮中才能够找到哲学的价值；也只有不漠视心灵食粮的人，才相信研究哲学并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哲学和别的学科一样，其目的首先是要获得知识。哲学所追求的是可以提供一套科学统一体系的知识，和由于批判我们的成见、偏见和信仰的基础而得来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认为它对于它的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时，会有极高度的成就。倘使你问一位数学家、一位矿物学家、一位历史学家或者任何一门的博学之士，在他那门科学里所肯定的一套真理是什么，他的答案会长得让你听得厌烦为止。但是，倘使你把这个问题拿来问一位哲学家的话，如果他的态度是坦率的，他一定承认他的研究还没有能获得像别种科学所达到的那样肯定的结果。当然，下述的事实可以部分地说明这种情况：任何一门科学，只要关于它的知识一旦可能确定，这门科学便不再称为哲学，而变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了。关于天体的全部研究现在属于天文学，但是过去曾包含在哲学之内；牛顿的伟大著作就叫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同样，研究人类心理的学问，直到晚近为止还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已经脱离哲学而变成为心理学。因此，哲学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明显的：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都已经放到各种科学里面去了；而现在还提不出确定答案的问题，便仍构成为叫作哲学的这门学问的残存部分。
然而，关于哲学的不确定性，这一点还只是部分的真理。有许多问题——其中那些和我们心灵生活最有深切关系的——就我们所知，乃是人类才智所始终不能解决的，除非人类的才智变得和现在完全不同了。宇宙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或目的呢？抑或宇宙仅仅是许多原子的一种偶然的集合呢？意识是不是宇宙中的一个永恒不变的部分，它使得智慧有着无限扩充的希望呢？抑或它只是一颗小行星上一桩昙花一现的偶然事件，在这颗行星上，最后连生命也要归于消灭呢？善和恶对于宇宙是否重要呢？或者它们只有对于人类才是重要的呢？这些问题都是哲学所设问的，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论答案是否可以用别的方法找出来，看来哲学所提出来的答案并不是可以用实验来证明其真确性的。然而，不论找出一个答案的希望是如何地微乎其微，哲学的一部分责任就是要继续研究这类问题，使我们觉察到它们的重要性，研究解决它们的门径，并保持对于宇宙的思考兴趣，使之蓬勃不衰，而如果我们局限于可明确地肯定的知识范围之内，这种兴趣是很易被扼杀的。
不错，许多哲学家都曾抱有这种见解，认为对于上述那些基本问题的某些答案，哲学可以确定它们的真假。他们认为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可以用严谨的验证证明其为真确的。要判断这些想法，就必须通盘考虑一下人类的知识，对于它的方法和范围就必须形成一种见解。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独断是不明智的；但是前几章的研究如果没有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话，我们便不得不放弃为宗教信仰寻找哲学证据的希望了。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任何一套确定的答案，我们都不能容纳其成为哲学的价值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再一次说明，哲学的价值必然不在于哲学研究者可以获得任何一套可明确肯定的知识的假设体系。
事实上，哲学的价值大部分须在它的极其不确定性之中去追求。没有哲学色彩的人一生总免不了受束缚于种种偏见，由常识、由他那个时代或民族的习见、由末经深思熟虑而滋长的自信等等所形成的偏见。对于这样的人，世界是固定的、有穷的、一目了然的；普通的客体引不起他的疑问，可能发生的未知事物他会傲慢地否定。但是反之，正如在开头几章中我们所已明了的，只要我们一开始采取哲学的态度，我们就会发觉，连最平常的事情也有问题，而我们能提供的答案又只能是极不完善的。哲学虽然对于所提出的疑问，不能肯定告诉我们哪个答案对，但却能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使我们摆脱习俗的控制。因此，哲学虽然对于例如事物是什么这个问题减轻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感觉，但却大大增长了我们对于事物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知识。它把从未进入过自由怀疑的境地的人们的狂妄独断的说法排除掉了，并且指出所熟悉的事物中那不熟悉的一面，使我们的好奇感永远保持着敏锐状态。
哲学的用处在于能够指点出人所不疑的各种可能性。此外，哲学的价值（也许是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哲学所考虑的对象是重大的，而这种思考又能使人摆脱个人那些狭隘的打算。一个听凭本能支配的人，他的生活总是禁闭在他个人利害的圈子里：这个圈子可能也包括他的家庭和朋友，但是外部世界是绝不受到重视的，除非外部世界有利或者有碍于发生在他本能欲望圈子内的事物。这样的生活和哲学式的恬淡的、逍遥的生活比较起来，就是一种类似狂热的和被囚禁的生活了。追求本能兴趣的个人世界是狭小的，它局促在一个庞大有力的世界之内，迟早我们的个人世界会被颠覆。除非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趣味，把整个外部世界包罗在内；不然，我们就会像一支受困在堡垒中的守军，深知敌人不让自己逃脱，最后不免投降。在这样的生活里，没有安宁可言，只有坚持抵抗的欲望和无能为力的意志经常在不断斗争。倘使要我们的生活伟大而自由，我们就必须用种种方法躲避这种囚禁和斗争。
哲学的冥想就是一条出路。
哲学的冥想在其最广阔的视野上并不把宇宙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朋友和仇敌，支援的和敌对的，好的和坏的，——它廓然大公，纵观整体。哲学的冥想只要是纯粹的，其目的便不在于证明宇宙其余部分和人类相似。知识方面的一切收获，都是自我的一种扩张，但是要达到这种扩张，最好是不直接去追求。在求知欲单独起作用的时候，不要预先期望研究对象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而是要使自我适合于在对象中所发现的性质；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达到自我扩张。如果我们把自我看成就是现在的样子，而想指出世界和这个自我是如此之相似，以至于不承认那些似乎与之相异的一切，还是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这样是根本无法达到这种自我扩张的。想证明这一点的那种欲望，乃是一种自我独断；像所有的自我独断一样，它对于其所迫切希求的自我发展是一个阻碍，而且自我也知道它会是这样的。自我独断，在哲学的冥想之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是把世界看成是达到它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它对于自我看得比世界还重。而且自我还为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之伟大立定了界限。在冥想中，如果我们从非我出发，便完全不同了，通过非我之伟大，自我的界限便扩大了；通过宇宙的无限，那个冥想宇宙的心灵便分享了无限。
因此心灵的伟大并非是那些要把宇宙同化于人类的哲学所培养出来的。知识乃是自我和非我的一种结合；像所有的结合一样，它会被支配欲所破坏，因此也就会被那想要强使宇宙服从于我们在自身中所发现的东西的任何企图所破坏。现在有一种广泛的哲学趋势是倾向于告诉我们：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真理是人造的，空间、时间和共相世界都是心灵的性质，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是。动灵创造的，那便是不可知的，对于我们也便不关重要了。倘使我们以往的讨论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见解便是不对的。但是，它岂只是不对的而已，更有甚者，因为它让冥想受到自我束缚，终于是把哲学冥想中有价值的一切东西都给剥夺掉了。它所称为知识的，并不是和非我的结合，而是一套偏见、习惯和欲望，并在外界和我们之间拉上了一层穿不透的帷幕。能在这样一种知识论中找到乐趣的人，就正像惟恐自己的话不能成为法律的人，永远也离不开家庭的圈子。
真正的哲学冥想便完全相反，它在自我的种种扩张之中，在可以扩大冥想的客体的种种事物之中，因而也在扩大冥想着的主体之中，能找到满足。在冥想中，样样属于个人的或者自己的事物，样样依靠习惯、个人兴趣或者欲望的事物，都歪曲了客体，因而便破坏了心智所追求的那种结合。像这种个人的和私人的事物，就这样在主体和客体之间造成了一道屏障，结果成为了心智的囹圄。一个自由的心智是像上帝那样在观看的，不是从一个此地和此刻在观看的，它不期望，不恐惧，也不受习惯的信仰和传统的偏见所束缚，而是恬淡地、冷静地、以纯粹追求知识的态度去看，把知识看成是不含个人成分的、纯粹可以冥想的，是人类可以达到的。为此，自由的心智对于抽象的和共相的知识，便比对于得自感官的知识更为重视；抽象的和共相的知识是个人经历的事件所不能渗入的，感官的知识则必定依赖于独特的个人观点，依赖于人身，而躯体的感官在表现事物时是会歪曲它们的。
只要心灵已经习惯于哲学冥想的自由和公正，便会在行动和感情的世界中保持某些同样的自由和公正。它会把它的目的和欲望看成是整体的一部分，而绝没有由于把它们看成是属于其余不受任何人为影响的那个世界中的一些极细琐的片断而产生的固执己见。冥想中的公正乃是追求真理的一种纯粹欲望，是和心灵的性质相同的，就行为方面来说，它就是公道，就感情方面说，它就是博爱；这种博爱可以施及一切，不只是施及那些被断定为有用的或者可尊崇的人们。因此，冥想不但扩大我们思考中的客体，而且也扩大我们行为中的和感情中的客体；它使我们不只是属于一座和其余一切相对立的围城中的公民，而是使我们成为宇宙的公民。在宇宙公民的身份之中，就包括人的真正自由和从狭隘的希望与恐怖的奴役中获得的解放。
因此，关于哲学的价值的讨论，我们就可以总结说：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因为通常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便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94年世界杯期间仅存的印象是俄罗斯6:1大胜喀麦隆。
98年法国世界杯，个人认为是至今为止所看过最精彩的一届。
02年世界杯，浑浑噩噩的我没有看球的心气。
06年世界杯，开幕战当晚深圳下暴雨。
10年世界杯，大多数比赛场面沉闷，裁判执法水平屡屡受到质疑。
今天晚上(明天凌晨)是10年世界杯的决赛，预测西班牙获得冠军。
我的书包中有两本书: 英王詹姆士钦定版圣经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我试图寻求宇宙的道理, 
常常发现使困惑的答案，只能是指向神。我以前认为，神是和人一样的形态，同时他们具有各种超越人类的能力。这种想法的产生是受小时看爱各类神话故事的影响，里面那些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神仙给我深刻的印象。现在冷静想想，神如果是人可以想像的，那么甚至猪或狗也应该会把神想象成自己的模样。神是一种非物质的，规律的缔造者。我们无法看到清晰的神的形态，却是可以真切感受到神的存在。宇宙的最高级别，即为神的体现。宗教往往都会有迷信的部分, 很多人对神的信仰出于一种对生活无常的恐惧，恐惧的根源是无知。无知导致遇到困难时常迷茫，迷茫无果使人现实社会中感觉无助，这种无助驱使人希望在精神领域寻找答案，寻找答案是一种追求有知的过程。反过来说, 神指引我们了解宇宙,告诉如何与宇宙融合的方法。
我非常喜欢西方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爱智慧”。中国的“哲学”广义上讲是“智慧”，是人与人斗争的技巧及如何生存的方法。“爱智慧”有更高层次的内涵，也能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量。一切问题都得面对本源。圣经是西方思想的精华，对我找到答案会有帮助。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作者修昔底德所言，是一部不以故事情节讨人喜欢的编年史。它记录的古代希腊城邦互相攻伐的历程，在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不断遇到类似的情况(甚至结果惊人相似): 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同盟，好似雅典和斯巴达；霸权美国频频干涉他国内政；英国人在18世纪以航海称霸全球；英国各殖民地关系等等。这本书和我国的三国演义相比，叙事更为简洁，作者不带(或非常少)个人好恶的说明非常让我钦佩(三国里面开篇就明确定义忠奸善恶，当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文化环境不同)；书中的各种演讲，正反两方的辨论都非常精彩，公元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最后，我觉得自己看书太浅，不能深挖。这个与个人意志强弱有关，我要注意改进。
安提西尼在晚年对哲学丧失了信心，
他放弃了上层阶级的生活模式，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希望希腊回复到原始社会，而不受各种习俗和规定的限制。“犬儒学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释，或说该学派创始人安提西尼曾经在一个称为“快犬”（Cynosarges）的运动场演讲，或说该学派的人生活简朴，像狗一样地存在，被当时其他学派的人称为“犬”。到现代，“犬儒主义”这一词在西方则带有贬义，意指对人类真诚的不信任，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行为。
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的优势。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毋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噶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犬儒理念的流行，犬儒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根本变化。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是根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但是却丧失赖为准绳的自身道德原则。因此后期的犬儒主义者普遍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这样想法的结果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一个关于犬儒主义者德勒斯的例子，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据说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里，所拥有的所有财产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一个面包袋。有一次第欧根尼正在晒太阳，这时亚历山大大帝前来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兑现他的愿望。第欧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