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第十六》中
,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要理解这段话，得先了解鲁国的历史。鲁桓公有四个儿子，桓公去世后由长子即后来的鲁庄公即位，其他的三个儿子按旧制被封为卿，也被称为“三桓”。三桓把持鲁国的国政，势力日益强大，尤其以季氏最强。鲁庄公后有鲁僖公，鲁文公。当鲁文公去世时，鲁庄公的儿子，鲁僖公的弟弟，鲁国的正卿东门襄仲(姬姓，名遂。公子遂)计划让侄媳(鲁文公的次妃)敬嬴的儿子公子倭为国君。他取得了齐国的支持，杀死了太子恶(子赤，鲁文公的嫡长子)和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规，如愿将公子倭推上国君的宝座，即鲁宣公。而这位鲁宣公呢，对于帮助过他的叔爷爷似乎并不是永远心存感激。在宣公执政的晚期，他把主张恢复鲁国国君权威的，打算消灭三桓的东门襄仲之子-公孙归父驱逐出去。人家要帮他争取更大的权力，不但不感谢，反而下令驱逐，有这样几种可能：一，鲁宣公胸无大志，安逸于宫廷享乐，不想得罪三桓，同时又害怕公孙归父以恢复国君权力为名，而实际上会和他父亲一样杀了自己另立新君。有前车之鉴在此，鲁宣公不敢轻易下赌注；二，鲁宣公是有想法的，但他认为单靠公孙归父的力量是无法撼动三桓多年的经营的，轻举妄动会打草惊蛇。经过审时度势，他宁愿将希望放在自己的后辈身上，先保存有生力量，所以不杀公孙归父，而只是驱逐，这可能就是鲁宣公为将来下的一步暗棋。上面关于宣公的议论未免有些偏题，但是能间接看出三桓在鲁国的势力之大。公孙归父的离开，让三桓更加毫无顾忌，气焰更甚。后来，三桓接连拥立了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和鲁哀公。孔子老年回鲁国时，国君是鲁哀公，所以孔子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此间，自鲁襄公元年(鲁襄公4岁即位)到襄公五年，鲁国朝政皆有季文子把持；襄公五年季文子去世，其子季武子继续控制鲁国。在季武子时期，季氏家族的势力达到巅峰，“四分公室，季孙氏占有其二，孟孙氏、叔孙氏各有其一”。孔子所言的“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即季武子，季悼子，季平子，季桓子四世。季桓子是在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去世，由其子季康子接位。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被季康子接回鲁国，那么孔子肯定是知道季康子的。由此推测，“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此言应该是孔子在季康子执政前，鲁哀公为国君后的时间段所说，即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92年。今天花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回顾鲁国历史，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证孔子的“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和“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所说的“十世”，“五世”，“三世”如果被理解为是确切的数字标准，那么是有问题的：季康子之后至少还有季昭子和费惠公。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季氏家族在五代左右即走向衰败（“微矣”），这又是符合孔子所言的。为什么孔子认为诸侯，大夫，陪臣时间都不会太长，而且时间顺序上是依次变短呢？《四书集注》中注解中有段文字，我认为符合当时孔子的观点：苏氏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宜诸侯之强也，而鲁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诸侯，大夫皆陵其上，则无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孔子是鲁国人，鲁为周公后，宗周文物，在鲁国较他国为独多。祝陀(史鱼，卫国大夫，以辩才著称)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尹，治理)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大路，一种车的名字；大旂，大旗)。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敦，杜云说：倍，增也；敦，厚也。意为增加分封)，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我和杜云的看法不同。后面的“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都是并列结构: 如“祝宗卜史”是祝，宗，卜，史四种官员；“备物”是祭祀用的器具，“典策”是祭祀用的书籍；“官司”是各类官职，“彝器”是宗庙使用的青铜礼器。那么“土田”和“陪敦”也应该类似并列关系。“敦”(读“对”时)还可以指明古时的食具，“陪”是修饰“敦”的，连起来就是“大量的青铜食具”。分封了“土田”，种出了粮食，也的要器皿和工具来帮助进食。加上受冶炼，铸造较为原始，这些高级的食具不是没个地方都能制造和买到的，所以是可以“赐予”和“封赏”的。
孔子为什么为会说“吾从周”呢？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鲁为宗周之缩影，各类文化和习俗和宗周是很相似的，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成长，必然会受其影响；其次孔子平生以好学自负“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鲁国有丰富的周朝典籍(文献资料)，”郁郁乎文哉”，所以研究周的人数估计较多。以好学自称的孔子，必然对周的各种相关知识了解甚多。其三，当时诸侯征伐，人们苦于战乱。各国之中不乏深切怀念周朝的稳定时期，尤其是平定叛乱，将天下治理井井有条的周公，更是人们心中热切期盼的人物。这里，我不禁有点大不惭，孔子如此抬高周公，是不是也有借周公这块金子招牌给自己的名望添砖加瓦？对于周公，孔子相对其它各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加认同和推崇，这种崇拜甚至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论语.述而》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真可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中国的词语进化也是有趣，“梦周公”这种自我求知欲发挥之几点的感叹，竟然被后人发扬成睡大觉的意思，甚至以为周公是梦神。)后之儒家，皆以周公孔子并称。孟子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荀子在《解蔽》中有段非常经典的评论，“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这里提到的“学乱术”是形容孔子从多方学习，不为所蔽。最后赞扬孔子“德于周公齐”；汉朝《淮南鸿烈》中也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对于周礼，知之深而爱之切，见当时周礼之崩坏，即不禁太息痛恨。故见季氏八佾(佾，音易，古代乐舞的行列。八佾，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舞于庭，谓为“不可忍”。“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冉有是孔子的得意弟子，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对他不能阻止季氏祭祀泰山表示极为不满。林放，字子邱，春秋鲁国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论语.八佾》有云“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音店)，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管仲生活奢侈，有三归(三座仓库)，官事不摄，意为管仲的家人每人专职一事，没有兼任其他事务，这无疑也是一种浪费的表现。“树塞门”和“反坫”都是国君才能做的事情，而管仲僭越为之。所以孔子认为管仲“器小”，实为不懂礼仪之人。(不过，我觉得论语中这话有些酸溜溜的嫉妒，天下奢侈浪费的人那么多，而且不接受国君的东西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这种事情各国都有，何况管仲一人? 管仲功高盖世，说不定为了避免国君的猜疑，故意把自己扮成一个奢侈浪费之人，自污其名而保其身。管仲当时为了吸引外国的商人，开办了七百多出“女闾”。即妓院，为中国官办妓院的鼻祖。因为被后世妓院敬称为祖师爷。)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陈国乃一区区小国，如果换成其他的大国，孔子还会请国君讨之吗？)
孔子自身形是，则自以“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乡党》所记，起居饮食，俨然贵族。冯先生认为“非必孔子之好阔，如是则非礼也。”孔子不让自己学习农耕经商，出行必要乘车，饮食俨然贵族，这和孔子在答复林方的话是有矛盾的。“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的所做所为，是奢还是俭？礼是为了表示人的诚心，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行为那是虚伪！或者说孔子已经有足够多的金钱，他完全可以奢，或者大操大办，他说的话只是说当没有钱的时候的做法。但终究给我一种心口不一的感觉。孔子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他的形象经过多年的更新，已经把各种缺点最小化，甚至缺点也能得到详细的解释。一个普通的教师，恐怕没有想到自己身后几千年无数人为之而疯狂，这可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可是看看那座神坛上面目全非的孔仲尼，还是自己吗？
《论语.子张》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历代对这句话的理解都不同，演变到近代，大多数人只记得后面的“学而优则仕”，然后认为仕途是学习的最终目的。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也是不正确的。我看过很多版本的解释，有的认为“学”就是“教”或者是“自我的觉悟”，做官做得好就可以觉悟到更高深的层次，学问做得足够好了才能够做官等等。与其陷入这种咬文嚼字的无穷陷阱，不妨放开来想想：《论语》所说的这句话是指出“仕”和“学”同为自我修行或觉悟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转换)，并不是说谁是谁的目的和结果。从“非农非工非商”中兴起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套售知识的对象有两个：一是诸侯贵族，作官就是其才智价值得以体现的形式；二是庶民阶层，做教师传播知识。并不是说一旦选择上述之一，就必须要放弃另外一个；相反，做官的同时也得关注向庶民们传播的各种学问知识，而作为普通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也必须关心国家的政治。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朱子的解释就非常清晰和明确了。儒生们把做官当成是一种体验练习，以求知识精进，“仕”和“学”无论何时都是相互结合的；而后世渐渐把做官当成一种人生的目的或一种优越的享受，所以要么是寒窗十年的苦学，要么是金榜题名的仕途，“仕”和”学”就泾渭分明，彻底隔开了。所带的后果，做官的和教书先生们，所有的知识分子们眼光短浅，放弃追求真理，而转去贪图享受了。所以，我认为子夏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之所以让后人如此费解(无数的解释也是费解的表现)，难点可能在于文中两次出现的“仕”和“学”在前后文中意思并不一致。理解时不可全依靠纯文字的层面，还得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法家的韩非子对孔子在内的新兴的“士”阶层是颇有不满的。《韩非子.八说》：“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耨，因nou，四声。锄草)，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参，史鱼。史鱼，卫国大夫。)，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又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韩非子有些过于担心了，并不是每个人想去为就能“为”的，一个古代的农业社会，能读得起书的人能有多少人呢？读得起书，能做官或有大富贵的又能又几人呢？读书可以增长知识，但是也并不能保证荣华富贵呀。韩非子的自利人性观和实效价值观，未能顺应当时历史文化发展的大潮流，也使得后来其思想在和儒家的较量中，慢慢地处于下风。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的
《国语.方言.拉丁化》一章中注释说道，“一个生产技术十分原始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允许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劳动力脱离生产。所以该社会内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也就是传统的读书人，亦不可能超过全人口百分之二十。所以一个农业社会内文盲众多实与文字的难易无关，而是经济条件不足的结果。”孔子及孟子，都是唐先生提到的“专业文化工作者”，他们不需要进行生产(农耕/手工/经商)，只要全身心读书就可以了。当不需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养活妻儿老小，这些“新兴”的专家们就开始飘飘然，看不起供养着他们的“文盲”了。《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和他的学生彭更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过分，傲慢)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章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彭更)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羡，多余)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彭更)曰：“食志。”(孟子)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彭更)曰：“否”(孟子)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可以看出，孟子的排场是很大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而彭更对老师这种“士无事而食”持一定的否定态度，认为“泰”。我认为搞清“无事而食”的“事”的定义是非常必要的。古代农业社会，以温饱生存为主要目的，所有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即为“事”，比如农工商。当社会逐渐发展到可以满足基本的温饱后，人们开始关注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其它人(劳力者)对孔孟先生们(劳心者)表示不满和鄙夷，认为他们“不劳而获”；劳心者们认为劳力者智力鲁钝，势利粗俗，认为自己一方是高人一等的。这其实是当时各方理解的局限性所致。冯友兰先生认为是孔子开创了“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不治生产而专待人之养己。同时谓“孔子之前，似亦无有”。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这种“士”的出现是历史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先于孔子之前或许就已经存在，比如门客。冯氏之所以选孔子，可能还是因为孔子名气最大。而若认为孔子开此先河，有些站不住脚。而且，“绞尽脑汁”这种特殊的生产，未必就比繁重的体力工作使人觉得轻松。
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创立
，或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人之阶级。孔子以前，未闻有不农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讲学为职业，因以谋生活之人。古时候贵族世代以做官为生外，亦未尝闻有起于微贱之人物。此等人物，在未仕时，皆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商周时名相傅说即出生于建筑工人，后被武丁赏识拜为宰相)，以维持其生活。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上面的这些例子都用来说明之前并没有出现“工农商仕”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之存在。孔子早点，据孟子说，亦尝为贫而仕，“尝为委吏(委吏，管理粮仓的小官)矣”，“尝为乘田(乘田，掌管畜牧的小官)矣”。但自“从大夫之后”，大收学生以来，即纯以讲学为职业，为谋生之道。不但孔子自己不从事生产，他还不愿意教弟子治生产。樊迟(樊须，字子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子贡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端木赐，字子贡，深得孔子的赏识和喜爱。此人善雄辩，有才华，曾担任过鲁国，卫国的相。另外他具有极强的经商能力，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甚至被称为是财神。孔子对子贡的此番评语，有些不以为然的意思：子贡不愿意像颜渊那样受穷，违背了老师的教导而去从商，以他的能力是可以“亿则屡中”发大财的,但是令孔子感到惋惜和遗憾的是，按子贡的资质，他如果遵从师命，以学为本，孔子认为他能取得更为非凡成就。孔子对弟子们不治生产的教育，颇为当时人所诟病。据《论语》所说，荷蓧(音掉，古代一种竹编的耘田农具)丈人谓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史记.孔子世家》中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逐哀，破产厚葬(形式主义太严重)，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庄子》亦载盗跖(跖，音值。盗跖，春秋时期人，鲁国传说中的大盗，故人称盗跖。《庄子》盗跖篇载跖为鲁国大夫展禽（柳下惠）之弟，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由于盗跖诸匪喜爱“取人妇女”，华北地区信奉盗跖为娼妓的守护神，尊之为“白眉神”。)谓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做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这番话是否是晏婴，盗跖的亲言，已不可考证。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有人对孔子和其弟子们不从事生产甚至鄙视生产是持反对意见的，二，看来中国历来有实用主义的传统。只要认为不实用的就是错误的，仅以此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所以此观点未免显得有些狭隘。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主张不治生产呢？难道他不知道不治生产就会饿死的道理吗？我得好好想想。
士亹教楚太子的各类功课
，即使是贵族也未必尽人皆有受此等完全教育的机会。(因为当时知识载体采用笨重的竹简，所以严重阻碍了大量发行和流动)。韩宣子系晋世卿，然于到鲁办外交之时，“观太史氏书”，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春秋》乃鲁国史官左丘明做著；季礼亦到鲁国方能见各国之诗与乐(古时知识是如何在各国之间流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可见《易》《春秋》《乐》《诗》等，在当时乃是极其名贵的典籍学问。孔子抱定“有教无类”的宗旨，“自行束脩(脩，音修，同修。干肉，旧时上课的酬金)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里的“自行束脩以上”直到今天仍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前面注释的上课的酬金，还有一种解释是“自从十五岁拜师行礼之后”。如果是第一种，那么就不是“有教无类”，还是将学生们按是否付得起学费分类；如果是第二种，那么拜师应该也不会是空手，尤其是孔子是个讲究礼仪的人。小结以下，孔子的教育可以说将施教面扩大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庶民阶层，即如上篇所提到的希望提高政治地位的那些有钱人，也只有这些人出于上述的目的才会花钱花费精力去向孔子学习。而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是无法聆听孔子“有教无类”的玉音的。“老师可能不喜欢贫穷的学生，但一定会拒绝身无分文的学生”，毕竟老师也要吃饭生活，在春秋时代，老师还不是公务员，他们必须靠学生的供给才能生存，如果一旦打开免费之门，那么弟子恐怕就不止这区区三千人了。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理解为将原来贵族专享的教育权扩大到一小部分的庶民阶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教育。冯友兰先生认为是报酬的意思，“大招学生，不问身价，凡缴学费者即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故以六艺教人，或不始于孔子；但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大众化，实始于孔子。”冯先生这番话只有一半客观。即如冯先生所理解“凡缴学费者即收”，这明显已经以学生的经济能力分类，冯先生只字未提，缺乏严谨之精神(我虽乃一晚辈，但不得不指出此点)；客观的是，“有教无类”是一个大的方向，实现需要过程，不能一下子就实行全民的免费教育，而孔子能将教育扩大至庶民阶层，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就其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实始与孔子”的赞誉是可以被认同的。写到这里，我又回过头想，是不是我们都错了。“有教无类”可能是孔子对未来大众教育的一个展望，或者是一个方向，并不是当时现实的状况，真正的重点是孔子意识到这点，并且已经在向这个方向推动，而并不是在于枝枝叶叶的“肉脯”或“十五岁拜师”之争。
对于说孔子是第一个以六艺教“一般人”者，冯友兰先生认为，在孔子以前，在较可靠的书内，“吾人未闻有人曾经大规模地号召许多学生而教育之；更未闻有人有有教无类之说。”《孔子家语》中提到在孔子之前据说有位叫少正卯的先生，“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古时以五百家为一党，能“撮徒成党”可见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强御，意为豪强，有权势之人，而老师又能”谈说足以饰褒荣众”，所以“孔子门人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这个“三盈三虚”倒是有趣，两家学校各有所长，而且竞争是相当激烈；学校估计是没有什么校规之说的，学生们自由性和随意性较大。即便是正式拜师，即便是有后来的七十二位出名的学生，孔子学校早期的经营状况很大可能是经营不佳的。颜渊不走，或许他当时已身为助教只能帮孔校长到底了。冯先生有提到“不过孔子诛少正卯事，昔人已谓不可靠”。为了学生甚至动了杀机，更加反映当时两个学校白热化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不管传闻是否为真，不需要为工为农，只要动动嘴皮子，就有学生交学费，这真是难得的好事。有好事就绝不会让一个人尽得，竞争是必然的。冯氏认为“少正卯之果有无其人，不可知”，甚至《庄子》中提到的“鲁有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王骀与孔子“中分鲁”，冯氏亦认为不足信。我认为不管少正卯或王骀是否真有其人，孔子当时肯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开启大规模教育之风气，孔子作为先驱功不可没。“孔子又不断游说于君，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此等举动，前亦未闻，而以后则成为风气，此风气亦孔子开之。”
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礼》中
的古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还有一种是春秋时期的六艺，即《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冯友兰先生认为春秋时期的六艺，先于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并举例《国语》中士亹(音稳或音门)在教楚国太子的功课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故志”佐以说明。并且冯先生认为先于孔子之前，只有一部分的贵族人物才能接受此类教育，而孔子却是以六艺教一般人的“第一人”；孔子讲学，与别家不同，别家皆注重其自家之一家言，如《庄子.天下篇》所说，墨家弟子诵《墨经》，但孔子则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谓“德行：颜渊，闵子骞(鞭打芦花)，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孔子曰: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子夏(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曰：“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曰：“过犹不及。”孔子的评价耐人寻味。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又如子路(君子死,冠不免)之“可使治赋”；冉有之“可使为宰”；公西华(公西赤，外交能力极强)之“可使与宾客言”；皆能“为千乘之国”办事。可见孔子教弟子，完全欲使之成“人”，不是教他做一家的学者。
我认为冯先生有拔高孔子之嫌，不敢完全认同上面的说法。春秋战国是庶民英雄在政治军事上崭露头角的时代，传统的世袭制和农奴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的变革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古六艺从内容来看，是贵族们天生优越感的另一种体现，比如“射”，“御”两项，普通庶民是没有条件去专门学习或训练的；庶民们对知识越来越渴求，这是和希望提高或改变原先的社会地位心理紧密联系的。孔子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点，抓住了这群数量极其庞大的人群的心理，提出了更实用和综合性更强的新六艺。《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新六艺只要有书本，就可以很方便地去学习(当然有老师的讲授更好)，它给渴望改变政治地位的庶民阶层以崭新而又真实的希望。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其他人也在讲相同内容的六艺，但是只有孔子留名且影响深远，甚至绝大多数后人以为六艺是孔子所作。其原因可能是其他人局限在贵族教育的传统中，仍然寄希望于贵族政治的改良；他们没有孔子对时势的高瞻远瞩，并且没有能跟上或顺应草根庶民们崛起于“阡陌之中”的社会潮流，又或许都注意到了，可是缺乏那么一点点“历史机遇”。我认为孔子是伟人，但是他同时也是该时代必然的精神产物之一:那个时代即使不出现孔丘，也会出现一个其他的人物来做和孔子一样的事情。所以，即便孔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没有必要刻意地拔高孔子。世界上绝少有事情是可以完全靠某人的智慧去完成的，中间必须其他人的经验和帮助。这样“第一人”除了是个沽名钓誉的噱头外，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如果实在要表明孔子在历史上某类思想的开创地位，我觉得用“先驱”一词会更为恰当。
为什么后世认为六艺乃儒家专有?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是，所谓六艺本来是当时人之共同的知识(孔子之前就存在各部著作)，儒家因仍旧贯，继续用六艺叫人，恰有因为别家专讲自己之新学说，不讲旧书，所以六艺看上去似为儒家之专有品，其实原本是大家共同之物也。但以为各家之学说，皆六艺中所己有，则不对耳(思想上出现很多新的流派，不可能在旧书中找到同样的内容)。
儒这个字本意是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而当儒家兴起的时候，大众以“儒”称呼他们，所以其后成为一家之专名。《说文》云：“儒，柔也。术士之称。”总之，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秋山好古的起名?)”“为人不厌，诲人不倦”，正是孔子为自己所下之考(评)语。
《史记》曰: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
(音周)邑(现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鲁源村)，其先宋人也。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公元前551年9曰28日)。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书，类似于收集书目的书)。上纪唐虞(唐尧和虞舜的合成)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杞国，夏的后裔)不足征也(杞国留下的资料匮乏不足)；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宋，商的后裔。上述两句说明孔子虽然了解夏周两朝的礼，但是能找到的参考文献记录很少或者缺乏说服力)。足，则吾能征之矣(严谨的治学态度，只有证据充足的材料才会被引用)。”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文，文字；质朴，内在的东西。引申为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本质)，周监(监，视；观察)二代，郁郁乎(茂盛的样子)文哉。吾从周。(周吸取了夏商的经验并借鉴其教训，礼已经很丰富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之前，只有夏商周三朝，所以孔子认为周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值得学习的。如果把这个认为孔子是复古主义者，而且还希望和孔子一样“从周”就有些违背孔子本意了。本意是要借鉴历代历史的教训，而不是要过了几百上千年还要幻想回到周朝。又如刻舟求剑，孔子在剑落到河里的时候，有人在船上画了一个记号，等时间之舟行驶一段时间后，希望还从上次的记号上找到老师的宝剑。这种行为就有些呆板愚昧了。)故《书传》，《礼记》子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之也，始作，翕(音希，盛)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语，告也。大师，乐官名。时音乐废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从，放也。纯，和也。皦，明也。绎，相续不绝也。成，乐之一终也。谢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为乐。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浊高下，如五味之相济而后和，故曰纯如。合而和矣，欲其无相夺伦，故曰皦如，然岂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连，如贯珠可也，故曰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为什么说卫国的乐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衽，音任。睡觉的席子，引申为男女色欲之事。幽厉两王皆因残暴终欲留名)。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音团，四声。易经中用来解释卦意的文字)》《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彬彬，形容文质兼备)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三千弟子，仅仅有七十二人通六艺，我认为一与教育的方式(弟子再教弟子，授课方式)有关，二与课程的难易程度有关。三千人，应该是学校历届的学生总数。)其于乡党，恂恂(谦虚有礼)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音吟，和悦而正直地争辩)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小步疾行而前，表示敬意的一种动作)，翼如也；君召使傧(接待使者)，色勃如也(脸色变得严肃恭谨)；君命召，不俟(音四，等待)驾行矣。(君王一有召见，连驾行都不等待就出发。)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齐衰，丧服；瞽，盲人)，虽童子必变(脸色变化，以表示同情。我认为这点有些文大于质了，表达同情不一定非要“必”变脸色。尊重比同情更重要。没有表情也是一种尊重)。“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忧自己，还是忧其他人，还是所有人?)”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以鲁国为记述的中心，尊封周为正统，参酌了殷商的旧制，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统。)，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晋文公在践土给周朝天子修了一座行宫)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认为杞宋资料不足，不能参考，只有充分正确的资料才能运用；而他在《春秋》中采用“讳”的方式记录历史，是不是也会给后人带来很多困扰呢？与严谨求学相比，君王礼治更为重要吗？)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意，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年(前479年4月11日)卒。
《国语.楚语下》中观射父
有这样一番关于祭祀的言论:“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已，停止。学不可以已)。夫民气纵(纵，放任不加约束)则底(我将底理解为不求上进)，底则滞，滞久而不震(震，有生气；不震，缺乏生机)，生乃不殖(生，庶民；社会缺乏发展的动力)，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不遵守命令，不去耕作，不能靠这些人来祭祀)。(评论，是谁在纵民气？观射夫省略了主语:各国的君王。他这段话认为祭祀是无法从底层庶民来进行的，比如从上，即由“君主”们推行。)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韦昭注:日祭於祖、考，月荐於曾、高。)，时类(四时因特别事故而举行的祭祀，告以事类曰类)，岁祀(每年在一定的时间祭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祭祀的时间频率不同)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天子是大祭司)日月会于龙[豕尨]([豕尨]音斗或筑?龙尾，龍尾也。谓周(朝)十二月、夏(朝)十月，日月合辰于尾上)，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整个国家都要准备冬祭，蒸，冬祭，尝，尝百物；每个家庭要准备各类祭祀用的物品)。百姓夫妇，择其令辰，丰其牺牲，敬其粢盛，絮其粪除，慎其采服，禋(诚心祭祀)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观射父所说的这些百姓祭祀行为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人们还是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不管中国人信不信神，信何种神灵，祭祀祈福成为一种习惯。这个古老的共同习惯也是整个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部分。)肃肃济济(非常严肃)，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愿，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祭祀也是家族的大聚会，要解决宗族的矛盾，安排后辈的婚姻，目的是家族的团结和兴旺；我觉得中国人的过年也有类似于此的行为和目的，并不单单说思乡二字可以带过的。)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音帝，在宗庙的祭祀活动)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牛)，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刲(音亏，割杀)羊击豕(音事，猪)，夫人比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不敢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缲(音桥，做衣服边或带子时藏着针脚的缝法)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不敢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统治因为祭祀而被巩固了，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怎能不重视或舍弃呢？)”
叔向和子产是春秋时期两位有名的大夫
。叔向是晋国人，以正直和才识著名于世(孔子曰:叔向，古之遗直也)；子产是郑国人，其执政期间，改革内政，慎修外交，极受郑国百姓爱戴。后世对子产评价甚高，将他视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清朝的王源更推许他为“春秋第一人”。公元前536年三月，子产将郑国的刑法铸造在鼎上，这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法律。叔向听闻此事后给子产修书一封，他认为子产的行为将使得“礼”趋于消亡并使得“民之有争心也”。“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辟，指夏商周三代的刑法)，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悔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洫音序；封洫，区分田界的水沟。封，疆也。洫，沟也)，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靖，治也)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叔向认为要用道德来教导和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不是施以具体的刑法，并且认为要效法文王，以实现“万邦作孚(信服)”。子产的回复比较有趣“若吾子之言，侨(子产名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表明不同意叔向的观点，或许认为叔向的观点较为保守，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为了表明敬重和感谢叔向，所以在回复中谦言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顾及现在局面。叔向和子产这番关于“礼”和“刑”的讨论，说明春秋时期的“礼”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法律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子产的继任者子太叔更进一步阐释了上述两者的关系。他认为“礼”是天地间规则的体现方式，而刑罚就是这些方式之一。这个观点更有广度和弹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简子是赵鞅，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子太叔认为“礼”是天经和地义，将刑罚“类其震曜”归为其中一种，比拟为自然现象中的雷霆。“礼”的解释也反映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长期观察，和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情。顺应自然，才能生存。这种观点不仅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社会伦理和结构中，中国的古人们很早就认识并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