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
以为当时名之不正皆自上始，故“反正”亦须自上开始。《论语》有云：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三次请教孔子，说明他是很看重这位老先生的；而孔子的回答都带有对季氏的不满和讽刺，从客观上讲反映孔子“反正”要从上开始的观点。
在中国上古时代，春秋两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又称《鲁春秋》，后世称《不修春秋》。对于《春秋》的作者，传统上认为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作。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还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使乱臣贼子惧。”当时能使乱臣贼子惧的不仅只有鲁国的《春秋》，春秋时晋国和齐国的太史之史笔也有同样的效果。《左传》宣公二年，赵穿弑晋灵公。(晋国)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盾是赵衰随重耳逃亡狄国时与狄女叔隗所生，公元前621年春，赵盾执掌晋国国事。晋襄公去世后，赵盾立夷皋为国君(晋灵公)。夷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不行君道，荒淫无度，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逃避弹丸的样子。一次因为熊掌没有炖烂，就把厨师杀掉，把尸体装到筐子里让宫女拿去扔掉。赵盾多次劝谏，夷皋非常反感，暗中派刺客锄麑(麑，音倪)刺杀赵盾。而锄麑却感叹赵盾忠君爱民，自己一头撞树而死。夷皋又设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士兵，打算趁机杀死他。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得知此事，赶紧跑到宫殿，扶着赵盾退下。夷皋又唆使一条狗来咬赵盾，提弥明把狗杀死，可提弥明后来被士兵所杀。前607年赵穿(晋襄公的女婿，赵盾的堂弟)在桃园将灵公杀死，后面赵盾派赵穿往周迎公子黑臀，是为晋成公。赵穿为人狂妄，董狐之意可能是怀疑赵穿是受到赵盾的指示行事，所以董狐认为赵盾“弑君”。灵公是昏君，赵盾是忠臣，忠臣杀昏君，无论出于任何理由，也是“弑君”。孔子赞扬董狐，也意味着同意对赵盾的看法。由此一来，后面各朝的忠臣们无论国君过么昏庸，都鲜有弑君之举了，担心身后被史官们如同董狐给自己记上一笔。如南宋的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看来古人比较看重身后之名，并不是简单地“担当身前事，何计身后评。”
由上可见，孔子之前亦有他国史官们所作的“使得乱臣贼子惧”的文档，并不是孔子所开创也。孟子说：“晋之《乘》，楚国之《梼杌》(梼，音桃；杌，音吾；梼杌，古之恶兽)，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言即，孔子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所以我倾向于《春秋》乃鲁国史官们所作，后来经过孔子的删减而形成的文献。
提到赵盾，就补充一些“赵氏孤儿”的相关内容。我们所耳熟文献的传统剧目《赵氏孤儿》是《史记》版本，在此不赘述。而历史学家们认为更接近事实的是《左传》版本。赵盾儿子赵朔的妻子叫庄姬，她和赵朔的叔叔赵婴齐私通，后被发现，赵婴齐被赵同，赵括驱逐到了齐国。庄姬因为此事耿耿于怀，于是连同晋国权臣栾氏和郤氏诬陷赵同，赵括谋反并杀死两人。赵朔和庄姬的儿子赵武承袭了赵氏家族。
《论语.颜渊》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
，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齐景公是春秋时期齐国执行最长的一位君主，在位五十八年。景公能纳谏，而且有名臣晏婴辅佐，所以执政时期齐国较为稳定。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为三桓击败并被赶出鲁国，后流亡到齐国。孔子此时35岁，便离开鲁国来到齐国。此时齐国虽然较为安定，但是田氏家族的第七任首领田乞(古时陈和田的读音相同，所以又称陈乞，田僖子，陈僖子)是个比较有野心的人，到处收买民心。据传田氏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的时候用大斗，所以百姓深感其恩。晏婴曾经多次向齐景公进谏要防范田氏，而景公却不干涉。后来晏婴出使晋国时，暗地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卒归于田氏矣。”
既然齐景公是个能纳谏的人，为什么对晏婴多次的谏言置之不理呢？我觉得这也可能和晏婴有关。据说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名字分别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晏婴因为三个勇士对他无礼，所以向齐景公进“谗言”剪除之，于是准备了两个桃子给这三个人吃，结果三人相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功劳最大，最后三个勇士全部惭愧自杀，这是“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另外如之前提到的晏婴对齐景公宠臣梁据父的讽刺以及葬礼的反对，可能都会让景公觉得晏婴恃才傲物，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而且有些事情明显是晏婴带有私欲和个人喜好所为的。所以有些意见不采纳，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时的齐国乃周朝姜太公之后，以姜为姓，以吕为氏，称为“姜齐”。到了第十五代君主齐桓公时，齐国成为中原霸主，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此时，陈国的宣公杀死太子御寇，公子完与御寇一向友好，由于担心受到牵连，于是逃离陈国到齐国。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愿意接受工正(工正，掌管百工及手工业的官员)之职。公子完到齐国后即以田为氏，是齐国田氏的祖先。前面提到的田僖子就是公子完的后人。前490年，齐景公病死，年少的公子荼即位，一年后，田僖子联合鲍牧等大夫逼退并暗杀公子荼，后拥立其异母兄弟公子阳生为齐悼公。田僖子被任命为齐国的宰相，田氏势力更加稳固发展。齐悼公只当了四年的国君，在位最后一年时，被田成子田常(田乞之子)设计毒杀。悼公的儿子姜壬即位，称齐简公。齐简公任用田恒和阚止(阚，音看)为左右相，而简公比较宠爱阚止，于是田恒怀恨在心。后来阚止在简公的支持下，准备驱逐田氏。此等机密却被阚止的家仆陈豹告密于田恒。于是田恒先发制人，杀死简公和阚止，立简公弟弟骜为齐平公，自任太宰。孔子对此时非常愤怒，要求鲁哀公和季氏出兵。看来，我之前的文章中对孔子是误会了：以前认为陈国是小国，其实说的是陈国之后田氏之乱。老夫子当时此举，着实让我钦佩。
姜齐传至齐康公时，田氏田和自立为齐君(齐太公)，将康公放逐于海岛。五年后，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得到周室的承认。至此，开始了“田齐”时代，“姜齐”就消亡了。《四书集注》中写道：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杨氏(杨时)曰: 君之所以万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盖悦而不绎者，齐之所以卒于乱也。“悦而不绎”，无论为人处世，我们都得好好反思。
孔子认为当时因名不正而乱
，故欲以正名救时之弊也。《论语.子路》有云:“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奚，疑问词，相当乎胡，何)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四书集注》注迂为远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务也。)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责备子路不能阙疑而率尔妄对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无所苟而已矣。”杨氏曰：“名不当其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范氏曰：“事有其序之谓礼，物得其和之谓乐，事不成则无序而不和，故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罚不中。”程子曰：“名实相须，一事苟，则其余皆苟矣。”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四书集注》中的杨氏，范氏和程子。程子是二程中的弟弟程颐，他和兄长师从周敦颐，创见了洛学派(因为长期在洛阳讲学)；杨氏是二程的学生杨时，福建将乐县人，把二程理学传入福建，开创理学的“道南系”；范氏,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子淳夫，四川双流人，曾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苏东坡曰：“范淳夫讲书，为今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讲书三昧也。”另外还有胡氏，胡安国，福建崇安人，早年曾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后从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得程学真传。游氏，游酢(音做)，字定夫，福建建阳人，和杨时同为程门四大弟子。相传与杨时一起拜见程颐时，看到程颐正在睡觉，于是两人在雪中等候，后来成为“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谢氏，谢良佐，字显道, 寿春上蔡人。从程颢受学，后卒业于程颐。谢良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并称“程门四先生”。
对于孔子和卫君(卫出公)的谈话，胡安南介绍了如下的背景并发表了精辟的议论：王妃(南子)乱淫，世子蒯聩而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周天子)，请于方伯(西周的方伯或称侯伯，是介于皇帝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卫出公上任期间为前492年。在位十二年后即前481年，他的父亲蒯聩夺位是为卫后庄公，卫出公不得不出走齐国。直到前475年卫石曼尃赶走卫君起，卫出公辄又从齐返回卫国做国君。出公辄前456年死去，他的叔父黔赶走出公儿子而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卫悼公。子路，是卫国大夫孔悝(悝，音亏)的家臣，孔悝是蒯聩的外甥。蒯聩要挟孔悝帮助他夺回王位，子路为了救孔悝而与蒯聩的家臣战斗，在战斗中被敌方用戈将系冠的带子割断了，子路因此停止战斗，弯下身，捡起冠来，系上带子，结果因此被趁虚打败并杀害，年六十三，死后受醢(音海)刑（即剁成肉酱）。孔子闻其死，极为伤心，从此不吃肉酱，有覆醢之举(吃饭时，见到肉酱将其盖上，不忍食用)。儒家诸子皆认为正名是首要的大事，如果此事没有好好妥善处理，那么“其余皆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