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
，16万日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横扫整个朝鲜半岛，兵锋直指明朝中枢。为何日军在如此短时间之内能势如破竹？为何明军要到半年后才入朝对日作战？ 日军前期的军事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谋划的结果。丰臣秀吉用兵多年，经验非常丰富，他对明朝和朝鲜的国内形势看得非常清楚。1591年，丰臣即命令各大名准备侵朝，该年各项准备工作都以完成；1592年2月18日，明万历皇帝派精锐部队讨伐宁夏蒙古人的叛乱，丰臣马上决定在3月份出兵渡海。明朝军队已经远赴宁夏平叛，无法分兵朝鲜；而朝鲜二百多年没有经过战争，武道废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快速占领朝鲜应该是丰臣秀吉预料之中的事情。重要问题是，占领了后该怎么办？这里必须回头分析丰臣秀吉出兵的目的。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诸大名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武装实力，这对丰臣政权潜在的巨大威胁。庞大的现役军队逼近甚至超出百姓所能承受的供应极限，即便要遣散部队也要巨大的安置费用。如果军队的供养和安置没有解决好，那么势必会引起内乱。对丰臣政权而言，既要要安抚诸位心思各异的大名，又想办法消除诸他们的武装力量。加上国内的资源无法解决此问题，所以把矛盾转移到国外(朝鲜或明朝)是较好的方法。我想当时日本国内反战的呼声，更准确的是反对进攻明朝，怕惹恼了这个庞然大物；而不是反对攻占朝鲜和掠去其资源。
据说听闻日军占领汉城后，丰臣秀吉兴致极高，甚至讨论了迁都北京和大唐(中国)关白的人选问题。他料到朝鲜不堪一击，可是没有料到朝鲜如此脆弱，胜利比预料得来得更快。现在有两个选择，占领朝鲜和进攻中国。如果占领朝鲜固守，那么当明军平定叛乱后势必挥师东征，纵然日军能占地利，可是朝鲜人心向明朝，况且明军拥有资源丰富的内地为基地，而日军的后援需要渡海而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明朝和日本未来的交战，日本战败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趁势而下，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辽东半岛，就可以对明朝形成极大的威胁。日本人恐怕是要学习瓦剌，消灭明朝是不可能的，但是胁迫明朝签订城下之城纳贡献宝，这倒是有可能的。达到掠夺的目的，再返回经营朝鲜，就比先前固守待明军攻击要强多了。除非宁夏的明军能马上平叛回师，否则明朝要组建另外一只十万人左右的大军，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日军就是抓住了这个时间差，打了明朝一个措手不及。
日军加藤清正部于1592年7月底渡过中朝交界的图们江，希望假道建州紧逼北京。可是加藤清正碰到了女真各部的顽强抵抗，同时由于即将进入寒冷的秋冬季(东北地区9月份平均温度为10度)和担心孤军深入，所以放弃了先前的计划转而回朝鲜修整。逐渐j崛起的女真各部，也是丰臣秀吉所没有想到的。时局转瞬即变，明军大将李如松宁夏平叛后率兵入朝，经过多次惨烈的战役，终于将日军赶至朝鲜南部沿海一带并迫使丰臣主动提出议和。
第一次朝鲜战争，丰臣秀吉的战略可谓大胆，准备也较为充分，如果不以结果论，是日本战史中精彩的大手笔；但是几年后的第二次朝鲜战争，更像是丰臣秀吉随着年龄增大的意气用事，没有取得任何预期的胜利，反而大大损耗了丰臣政权的元气，使得最后被德川氏取而代之。
《论语.微子》子路云:”君子之仕，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朱子曰:”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然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虽以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对于“是虽以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我的理解是，世道险恶，如果只是“洁身”自保，那么对于维持伦理是没有益处的；当然也不能为了高官厚“禄”而出仕。即儒家之君子要积极出仕推行“义”，这种主动性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关注事情的最终结果。这是一种值得钦佩的自我献身精神。
冯友兰先生认为，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试就孔子个人及墨子个人之行为考之，“孔席不暇暖，墨深(冯版原文为突字。深，音深，深也)不暇黔”。此句出自《淮南子》卷十九的《修务》，意思是孔子来不及将席子坐暖，墨子来家的烟囱还没有变黑，形容两位夫子非常忙。通过对上句的搜索，几乎所有的简体中文网站都把“深”写为”突”，甚至在有名的汉典中还认为“突”字有烟囱的意思。我觉得比较可疑，因为在《说文解字》中“突”字为“犬从穴中出”，和该字的结构相符，很难将其联想到烟囱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手头的版本是2008年长春出版社的第一版)中也是写的“突”，而我在手头另一部参考书《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7年11月第二版）中的《淮南子.修务卷》中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深”的字。接下来我试图在谷歌图书中找到《淮南子》的古本刻录版，可惜没有可预览的页面。然后在《说文解字》中“穴”部找到了“深”，意“深也”。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就更为详细了“谓深黑为窨深”；从字形上讲，穴下面有火，和烟囱的意思很接近。这样子就可以基本确定“深”是正确的，而“突”是错误的。我找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中的写法，再次验证了上面的结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历代的误读误传，也有可能是编辑们不知道如何输入“深”字，而用“突”来临时充数了。我打算写信给出版社，告诉他们正确的表述和其原因，希望“误传止于此”。(wordpress中无法显示该字，故用深字代替，原字在本文图片中)
近两个月来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书，没有坚持写中国哲学史的读书笔记。这或许是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吧。对中国古代经典思想了解越多，发现内心的困惑也变得越多。我无法感觉到快乐；奇怪的是，我很清楚，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减少痛苦。“人生五十年，如梦又似幻。一朝生于世，岂有不灭乎。”以信长公此句自勉。
《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音肿，脚后跟，跟随)。”墨子之首领，名曰：“巨子”。《庄子.天下篇》谓墨者“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翼得为其后世”。墨者第一任“巨子”当为墨子。此外见于《吕氏春秋》中，有孟胜、田襄子，腹黄享(此字为左黄右享，音吞，黄色)三人。《吕氏春秋》云：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起国。(荆即为楚国。大概的背景是，楚国在启用名将吴起后大行改革，国力强盛。因为吴起的政策，一些楚国的贵族被迫到偏远的地方开荒，所以他们对吴起怀恨在心。当赏识吴起的楚悼王去世后，这些贵族势力要诛杀吴起。吴起无奈之下跑到楚悼王的遗体前躲避，可是贵族们放箭射死了吴起，而且有不少箭也射在先王的遗体上。因为这件事情，新的国君上任后要追求责任。阳城君参与了这次袭击事件，所以在新君动手之前就逃亡到其他国家。新国君于是没收了阳城君的封地。)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于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音莫，死)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不听，遂反死之。
按照孟胜的意思，“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也就是说如果阳城君能派人把璜玉的另一半拿过来，他还要为阳城君“出力”。阳城君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孟胜好像没有考虑和顾及，他可能只觉得阳城君“善待”墨家，于己有恩。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动墨家弟子帮逃亡中的阳城君呢？首先，碰到正规军队，百八十个墨者肯定不是对手；其次，如果起事，他既没有信物(璜)，也缺乏充分的道义依据(毕竟插在先王遗体上的箭是真的)，墨家在天下人心中的形象会大大折扣。那么为什么孟胜一定要自杀，而不选择逃跑呢？留在楚国，肯定没有好下场。阳城君跑了，和他亲近到能执掌兵符的孟胜也是重要目标之一。如果逃跑到其他国家，好像也是损害了墨家不怕死的名节，以后更会抬不起头来。那么剩下的只有自杀了，虽然肉体消亡，好歹有个好名声。百八十个弟子中可能多数和孟胜的想法一样，即便有少数想法不一样的，可能也会遭到同门师兄弟的“友情协助”。送信给田襄子的两个人，竟然敢拒绝现任巨子不自杀的命令，其中必有原委。所有的人，包括原巨子都死了，他们两个如果活着，即使是受田襄子的命令活着，也会遭受世俗的白眼。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在所有人的心中，早就死了，那么就不要苟活在世上了。田襄子作为新任墨者首领，如果不说要这两位自杀，说不定这两位还不会自杀(至少会过一段时间)；但是田襄子一说，反而使得两人认为新任巨子言下之意是在提醒他们早日舍身成仁。死亡真的那么有诱惑吗？
冯先生举例说明墨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墨子.耕柱篇》有云:子墨子使管黔遨(原字为三点水加上放字)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见子墨子曰：“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伤！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人皆谓之狂，后世称其德，扬其名，至今不息。且翟闻之：‘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又曰：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墨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鲁问篇》有云：“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我认为以此三点而论，还不能充分证明墨家是以墨翟为首领的、有严密体系的组织。高石子因为卫君不采用自己的政见，所以离开卫国然后去齐国找老师倾诉，可以认为墨子老师在学生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耕柱没有招待好同门师兄弟，而要孝敬给老师十金，也不能看出有任何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可以看出墨子在整个团体中的地位是较高的。胜绰未能贯彻执行老师的思想，老师甚至派人通知雇主要求辞退学生。这些都只说明老师和学生的某种关系，对于整个墨家体系并未做清晰描述。
《墨子》现存五十三篇，
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为《墨经》或《墨辩》。《墨经》六篇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我的书架上的那本《墨子》，购于九年前初到深圳之时，可从未翻阅过；且历经搬迁，书本保管不善，扉页有些发黄，实在惭愧。正值哲学史讲及墨子，此书亦为重要参考书，需在近期安排时间通读。战国后期游学之风极盛，诵习简编，求简练易记，所以各家作“经”。墨家有《墨经》，《荀子》中引有《道经》，《韩非子》中有《内外储说》之经(分为《内储说》和《外储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辩》中认为，若战国前期，则尚无此体裁之著作也。古书之为私人著作者，据现在所知，最早为《论语》。《论语》为记言体，其记言体又极简约。及《孟子》《庄子》书，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此乃战国诸子文体之初步。及此以后，则有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者，如《荀子》之一部分是也。舍记言体而据题为论，此乃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傅斯年)。《墨子》中的《大取》，《小取》篇皆为据题抒论之著述体裁，亦非墨子时代所有也。孟子说过天下思想，杨朱和墨子各占一半，那么这两种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体现在哪些地方？它们为什么会被儒学从显学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这是后面阅读中需要留意的地方。
《墨子.非攻上》有云：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音使)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义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音就)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裳，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此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之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把人类自私虚伪的本性暴露无遗，纵观两千多年前来世界历史，何尝有过变化？这或许不是天性，但是在时刻充满竞争的大自然中生存，没有自私和虚伪也是不行的。古代思想家们或许已经意识到这点，既然不能彻底消灭它们，就只能努力相互妥协了。
较为有名的墨子见公输班，虽然墨子在沙盘上九次击败了公输班，但是我不认为楚王是因为这个原因放弃进攻宋国。墨子来的主要用意是告诉楚王，宋国已经有了防备，楚国的胜算并不大；并有意无意地利用与公输班的游戏，给楚王一个解散集结完毕大军的台阶。楚王也是明白人，既然发兵占不了什么便宜，就顺水推舟放弃进攻；给墨子一个大大的情面，避免以后与那些不怕死，组织严密的墨家弟子们为敌，也给自己博得尊重贤者的好名声。即使公输班赢得沙盘游戏，楚王在得知宋国有所防备后也不一定会出兵。我们木匠家的祖师爷，在这次的事件中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而已，并不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之学说
，盖就平民之观点，以主张周制之反面者也。”“墨子反贵族而因及贵族所依之周制。故其学说，多系主张周制之反面，盖对于周制之反动也。因儒家以法周相号召，故墨子自以其学说为法夏以抵制之。盖当时传说中之禹，本有节俭勤苦之名，观《论语》可知；故墨子乐以此相号召也。”“盖司马迁作《史记》时，思想家已成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跻于世家，而墨子不得一列传。直至清末以后，研究墨学之兴趣，始渐兴起;关于墨子的考证，亦始渐加多。”《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历史著作(皇帝的传记称为纪，其他人的传记称传)，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主要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主题。《本纪》是历代帝王的事迹；《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历史动态；《书》记录历代典章法制；《世家》包括各诸侯和有影响的家系，其中包括吴太伯、勾践、孔子和西汉的一些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张良；《列传》则是各时期的著名人物，孟尝君，孟子，荀子即在此列。史记卷四十七是《孔子世家》，卷七十四为《孟子荀卿列传》，在此列传中，才出现了墨子的记录，还是在该卷结尾的寥寥数字一笔带过：“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在秉承“春秋笔法”的司马迁看来，墨子根本无法与儒家孔圣相提并论。那墨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据冯先生所说，墨子在孔子之后已是定论。《孟子·滕文公》有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杨朱是老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此可见，和道家思想一起，墨子及其学说在战国时期是颇为流行的。关于墨翟的名字，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姓墨名翟；第二种是姓翟，名乌。因其学术派系名称为“墨”，故合称为“墨翟”；第三种是钱穆先生提出的，“墨”在古代是一种刑罚的名称，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其人确实姓翟，于是和第二种一样，合称为“墨翟”。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支持者，认为古代没有“墨”姓，只有“翟”姓，所以认为第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墨子是宋国人，鲁国人，还是楚国人，都有相关的文献资料予以支持。而印度学者胡怀琛提出史料中记载的墨翟外型酷似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且其兼爱非攻的主张与婆罗门相似，所以胡怀琛认为墨子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根据现在的推测结果，墨子生卒时间范围约在公元前479-381年之间。同期的印度，正处于十六雄国时代的末期，难陀王朝是最强的霸主，其后，印度就遭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直到后来的孔雀王朝崛起。群雄并起的时代，印度出现了各种思潮(沙门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和耆那教，这些新思潮都是反对婆罗门特权的。如果墨子及其先辈是印度过来的婆罗门，那么会受到婆罗门特权思想的影响，较大可能偏向于有助贵族统治的儒家，这于墨家思想的平民化是想违背的。所以，我不认同墨子是印度婆罗门的观点。
《汉书.董仲舒传》有云：对既毕
，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月：“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这里的五伯应该指的是春秋五霸。董仲舒先生此番言论，颇有以做事的初衷为重，而结果为轻的思想。放之以结果为导向的今日社会，此等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什么当时的儒家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认为愿原因之一是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的时代背景。当时诸侯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大国拼命抢地盘，小国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儒家主张的仁爱政治，即使某位君主笃信于此，实施和推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眼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如果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利益或生存空间，这会迫使诸侯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仁爱”而去用“诈”谋利，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被动受到了时代环境的压制。为了竭力推行自己的主张，儒教信徒们必须宣传以“初衷”为导向，希望诸侯们能为长远打算；否则，当他们也被眼前问题所“蒙蔽”，转而以结果为导向，帮助诸侯们勾心斗角，那么他们自己将亲手葬送自己的学说。实际上在今日看来，无论以初衷或结果为导向，都是各有利弊的，关键不在于孰优孰劣，而是如何根据形势灵活运用。
冯先生说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即“正其谊”“明其道”也；至于道之果行与否，则结果也，“利”也，“功”也，不必“谋”。虽然以今日之眼光，此观点略显迂腐，但是从中亦然可看出儒家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但是世事无常，谁也无法预料。不管怎样，当时敢于挺身出来的勇气是可嘉的。《论语.子罕》有云：“子罕言利。”《论语.里仁》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义和利，好比是油和水。油和水因为不相溶而分层隔离，油有油的用处，水有水的作用，能说哪个更好吗？如果要取油或水，就得想办法先把另一种萃取出来(“子罕言利”)。是否两者可以兼得，用力搅拌做成油水混合物即可，这毕竟是暂时的。终究一天它们还是会再次分层的。即，如果既要“义”有要“利”，也只能是搅浑局面，然后乱中谋取一勺，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可是时间一长，勺中的混合物自然分开，也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了。
《论语.微子》中有段著名的子路见荷蓧丈人
。蓧，音掉，古时一种竹编的农具。原文如下：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四书集注》中的部分解释为，“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菽，音叔。豆的总称；菽水，泛指粗茶淡饭，用以指对父母的奉养)，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知其隐者，敬之也。孔子使子路反见之，盖欲告之以君臣之义。而丈人意子路必将复来，故先去之以灭其迹，亦接舆之意也(接舆，楚国人，姓陆名通，字接舆。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楚狂’也)。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盖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见其儿子焉，则于长幼之节，固知其不可废矣。故因其所明以晓之。伦，序也。人之大伦有五：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然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虽不洁身以乱伦，亦非忘义以殉禄也。范氏曰：‘隐者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为通，故溺而不止。不与鸟兽同群，则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为难。唯圣人不废君臣之义，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处而终不离于道也’。”
子路性格极其刚猛，遇到有人批评自己的老师，不仅没有动手打人，还能“拱而立”，这中间甚为有趣。孔子思想存在着不重视甚至是轻视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些在平时的授课中必然会影响到周围学生。可以据此设想，在当时孔门弟子的心中，农业生产者的社会地位是较为低下的。子路寻找老师的时候，恰好看到路边的老农，想必语气不会太客气。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农竟然语出惊人，而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子路无礼的言行有些生气，而且他是子路的老师孔子是有一定了解的。子路意识到自己遇到一位隐士了，如果要和对方强辩，凭借自己当时的水平不一定能说服对方；如果走，那么传出去(不知道子路身边是否还有其他的同学)，可能会让师门蒙羞；那么较好的方法是，留下来听听老者还有些什么话说，看看老者是什么来头，摸清其底细，然后一并回去转达给的老师。虽然现在“打不赢”，至少可以为老师“刺探或收集”一些有用的情报吧。于是，子路(至少是)外表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老农可能准备好和子路吵一架，或者是辩论一番，在批评完老师后就采用更为挑衅的方式：自顾自的除草去了。子路的表现反而让老农显得有些吃惊，甚至是缺乏准备。自己在田间劳作，旁边几个儒生恭敬站在一旁，别人看了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而且让别人总是盯着自己的那种感觉也不好受，怎么办呢？天色不早，索性请他们去家里吃个便饭和留宿一晚。老农想必为好客之人，“杀鸡为黍”地款待子路们。后来主宾把盏交被，相谈甚欢。子路可能知道了更多关于老农的事情。第二天告辞后，子路追上了孔子并告知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情形有可能是，孔子沉思片刻，然后问：“老者的两个儿子是否和你打了招呼？”子路说是，然后孔子说：“他们还没有忘记长幼之序。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知道其他的人之大伦的。只知长幼，而不出仕以成君臣大义，这也是不对的。人如果不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就必须得接受在群居社会生存的现实。虽然总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并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对社会的希望。放弃容易，入仕困难。困难的事情往往是相对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能驳倒他的理由。”子路面有喜色，“老师，还是您眼界高。我昨天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想出来。”孔子说：“你昨天一句反驳都没有说?”然后沉吟片刻说：“我能想到这点，他必能想到这点。你已经知道他的住处，他的遁世隐居生活不会像往常一样了。这位老者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原来的住处，另找清静之处了。”写到这里，我在想，荷蓧丈人既然决定过着隐居的日子，何必开始时为子路一时言语冒犯做口舌之争呢？估计年轻时也是入仕之人，后来受到打击或者挫折才归隐于山林的。
